我舌头不抽筋的时候说什么？

话说我写了“当我舌头抽筋我会说什么”之后，社会发应极好，居然没出现巫娘子－－－大概为我不够三寸也偶尔溃疡的舌头牺牲一位女子的的性感之舌的贞操不大划算。当然，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给您举个例子，清华的陈丹青教授跟全世界嚷嚷了：咱们中国（当然首先是清华）这么搞学生不对，教育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愚民教育。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是说他去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导演说了，陈先生，撒开了说，您说什么都行－－－我们会做后期处理。后来陈回到清华圆见到头头了，头头们笑的跟花似的，好似压根没发生过那回事。陈的总结是：我原来是做了一次大大的傻b。王小波在他的杰作《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也讲了这么个事：文革搞武斗的时候，小王2跟一群大学生一起打仗，照小说里的说法，那些人是“纯正的英伦绅士”－－－“擦屁股的纸和擦嘴巴的是分开的，女孩子在男孩子就不说脏话”。小王2是他们的工程师，还和里面“姓颜色的”女孩子相爱了，他在那被遗忘的时光里享受战争与爱情的浪漫，做着他的“今之古人”之梦。后来头头发了话：不能打了，这次该学生们错了。他们就只好默默地般出了据点，学生们（包括小王2的姓颜色的情人）被发配到了农村（就是我来自的地方），小王2被发配给了虚无。和情人告别时，小王2说，知道吗，如果在古罗马，我们这些失败者会被游街，“我们这些男的”会被买掉做奴隶，而像你这样长得漂亮的女人，就要被送去祭神，小王2说，给我一次真正的失败，然后把我游街，杀掉；他的情人告诉他：没有失败。几十年后，小王2已成了老王2，如同《百年孤独》开篇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的那样，他想起那个姓颜色的大学生，终于大彻大悟：没有失败，因为没有人拿“我们”当回事，而自己拿自己当回事，又太媚俗了。 我用过一个sinablog，写过好些东西，就在上周，它被封了，就像爱情随风而逝。这些事听起来不搭调，实际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年代是失去故事的年代。说勇闯无物之阵，不如说是勇做傻b，因为没有人拿我们当回事，我们就像sinablog，删了就没了，无声无息———随你吕秀才说什么“她”是human being啊，不是东西！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叫这个是“后极权社会”，“故事失落的社会”，他讲的明白，可又能怎样呢？ 不能怎么样。 有人这样说我“很想知道你不抽筋时还能说什么”，这就不大对－－－我的长相是不像样，也不能绕过我直接和我的舌头对话啊，毕竟抽筋的是舌头，不是我，不过我也忍了，毕竟说这话的乃是一位魅力非凡的lady。众所周知，在交大，就是植物，只要是女的都是个希罕，而况××乎？ 既然忍了，我就说说我的“不抽之论”（实际是我舌头的）。要说这个，就得从那当抽之时说起，我上次说了“当我舌头抽筋时我会说什么”，照我说的，我是要说adult的，这adult无非两件事，一件本身很好，就是sex；另一件不好不坏，叫政治。这样说是对的，对性我比较愿意多说一点，对政治不那么愿意说，但也不甘心不说－－－总不能任这世界上只有傻子的声音吧？ 我说sex，一是因为它是好东西，二是因为它被这世界无耻地损坏了，关于性的被损坏,kundera的《玩笑》是本好书，推荐一看。我说政治，是因为邪恶的力量借它损害、强奸真正好的东西。然而它的力量太强大了，它损坏了语言，“欲辩已忘言”，当我开口想为那些好的，被损害的东西说上几句的时候。我发现沉默是太久太久了，当语言都惨遭清洗的时候，还拿什么拯救？mudan说“语言照亮的世界”，如今语言的灯灭了，怎么办？我不是上帝，不能我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老顽童李敖说“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倘若真是如此，他和胡茵梦的官司怎么说？“想胡茵梦想地头疼，是思想病；想得茶饭不思，是心病；茶饭不思害了胃疼，是身病”，这可货真价实是他写的，可是到了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胡正是分娩的时候，这位台大念过法律的大师将刚生过孩子的胡告上法庭（当然后来他也是结结实实得败了诉），这有哪里有他本人说的“奇情”，又哪里有出世之心？据胡的回忆录，胡在庭审的时候感到恍然若梦，她对李说：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事就是一幕荒诞剧，演给世界看。她何须这样说，其实就是做了一次大大的傻b嘛。 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当我开口的时候，我不能自如的愤怒，我不能庄严肃穆，我不能这样，因为这就是恶，完全的笃定就是审判，我怎么能审判？无人有权论是非，萧伯纳如是说，在他那里，论是非权也许收归绝对（也就是神）。在我这里，论是非之权谁来行使？照我看，是非隶属绝对，有信仰的人们有福了，因为天主降下律令，给出是非。没有信仰的人就没有是非。既然如此，是非归于个人。我又能未那些受损害的于受侮辱的说什么呢？ “你问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当我舌头抽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很幸运，我拥有虚构权和怀疑权；不那么幸运，我除了它们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有者有个名字：流氓。流氓者，流民也，居无定所，江湖飘零者是也。当我舌头抽筋的时候，我就是这样。 《我的舅舅》里说王2的舅舅写小说，“开始是×很多，有一本几乎全是×，每本书都好难出”－－舅舅要和思想警察讨价还价：阉割多少合适，一寸可以了吧－－不行，再来一寸。说实话，那算好的，至少可以留×，阉割了多少留多少×，读者就不大会怪写小说的。到了上世纪1989年，留×就是政治犯罪了，上海就有一个总编因为不愿意用塑料的冒充被阉割掉的部分，被江××免了职，还坐了牢。说回王2的舅舅，“后来他的小说里的×就越来越少了，出书也日趋容易，到了最后一本小说，就完全没了×，只是他再也不想写小说了”－－－他还是完全地完成了阉割。有句话很有意思：只要你配合，写什么都行。可是你配合了就什么都不能写了，这据说就是辩证法，谁知道呢？ 现在我没有自宫，别人也暂时没宫得了我：我现在是有完全幽默权、虚构权和怀疑权的写小说的人，也就是说，我还在舌头抽筋的低级阶段。我尊敬的lady质问我“很想知道你不抽筋时还能说什么”，不抽筋时我能说什么？也许我真能写不带×的，拍不带马赛克的，混成那样的老屁，说什么哪里值得一说！我唯一的期望就是，倘若真有那天，就什么都不说－－－但愿我还有什么都不说权。胡适之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真到了舌头不能抽筋的时候，我就是闭上嘴巴沉默死，被话憋死，也不要说话吧－－－毕竟舌头安分得躺在嘴巴里，也就已然是无话可说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