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d: 斯大林的大清洗杀了多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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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07-1-19 下午3:53
Subject: 斯大林的大清洗杀了多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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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大清洗杀了多少万人？

　

　　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回赠"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列宁从来不批评斯大林有什么世界观问题。列宁晚年与斯大林冲突几次（格鲁吉亚事件、外贸垄断权、工农检察院提案等等），一次也没有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批判。为什么列宁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观存在问题？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许不会接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就要改写。答案是列宁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斯大林的世界观不会有问题。最好的例证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五个政治局委员的世界观都被评为"非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这种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惟一批评是"太粗暴"。我们不妨这样说，斯大林的世界观是受到列宁信任的。

　　斯大林十六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十八岁开始读《资本论》，二十二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在学马克思主义。 1953 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 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 [1]。苏联科学院院士Ｅ．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2]。

　　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的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 [3]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 [4]。但是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 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 1953年3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病态多疑要消灭这些盲人的？盲人难道会威胁他什么？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富农"家庭在极"左"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5]

　　斯大林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政治鉴别"工作，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家……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多大的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次代表苏联政府因卡廷森林惨案向波兰人民表示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1990年1月30日，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副主席皮罗日夫在部务会议上称，根据现存档案材料统计："从 1930年到1953年，苏联全国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被处以极刑（遭枪杀）。"[6]

　　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数字并不高。我国一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清洗，所谓斯大林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内务部留下的档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他说："在 1937和1938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 [7]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牵衣顿足拦道哭"？

　　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在集中营既哭儿子，又哭媳妇。老人家还不知道，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被枪决了。斯大林对每一个"政敌"的家庭都是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 [8]。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9]。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10]。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 [11]，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 1955 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人民公敌"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个 [12]……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每一个"前战友"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因基洛夫一案列宁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三十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祥林嫂"，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么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我在集中营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我到卡拉干达去过两次，仔细查过卷宗，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女儿叫卡金卡，儿子叫谢瓦……" [13]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奸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晓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二十大代表。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代 '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14]

　　为了使"犯人们"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1935年想出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气昏过去。苏联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条新法律。该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含十二岁）儿童犯偷窃等罪按成年人条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后来果然有许多起儿童枪毙案）。斯大林的这条法律是为即将开始的大清洗做准备的。他早预计到大逮捕浪潮之后必是儿童乞讨流浪潮，早颁布有关法律，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主要还是想利用小孩胁迫大人。斯大林正确预见到在即将开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犯人"决不会轻易就范，有了这条法律（对儿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们对儿孙的疼爱、牵挂之心，对其进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让他们愿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要诬陷谁就诬陷谁。

　　1936年至1938年，苏联"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 [15]。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收容了。这些孩子不断向苏共中央写申诉信已经让"上面"感到很头疼。"上面"经研究，最后决定将他们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托管"。该精神病院隶属"格伯乌"，"人民公敌"的孩子们在这里继续受到各种虐待。这些孩子经常因"违反院规"而遭到毒打，不少儿童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疗"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里上了吊。这孩子已经预见到了他的早亡。"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甚么是苏维埃政权……" [16]拉狄克的侄儿鲍利斯・索贝尔松的个人悲剧仅次于安德列・布哈林。鲍利斯・索贝尔松是个非常纯真的孩子，他在卡申科反复说要相信党和斯大林最终会了解我们的冤情的，"他提议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详细的'公开信' ，另抄一份寄给《少年真理报》编辑部……"鲍利斯 ・索贝尔松在1957年获得平反，他收到平反通知书的第二天就自杀了[17]。

　　如果悲剧只限于高级党政干部的家庭，那还不能证明斯大林人性已经变异。沃尔科戈诺夫说："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中间的 ' 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1929年到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从 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18]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

　　斯大林是典型的"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童年时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儿童可塑性最大时期的斯大林生活在无爱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亲"不得不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活，勉强养家糊口 "。斯大林从小尝够社会的势利眼，除了母爱，这个社会没有给过他其他爱。如果他的童年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他的幼小的心也许会多些温暖，冷酷的种子也许在他的心灵扎不下根。可是母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抹去了这种可能性。为了让心爱的"索索"（斯大林小时的爱称）"能够出人头地"，母亲将九岁的他送进了儿童教会学校（寄宿制）。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正教学校是非常愚昧落后的，这种学校与其说是培养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培养对宗教的仇视。死记硬背、体罚、禁止读课外书（包括所有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动不动关禁闭……东正教没有经历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是俄国的不幸（东正教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精神更新"）。因此，"索索"在教会学校没有学到对世人的悲悯，却学到了更多对世界的恨……一颗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长。

　　投身革命运动本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与他们耳濡目染，心灵自会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中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据俄苏问题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极力主张重印《革命者教义问答》。不知为何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使得苏联自建立至解体始终没有重版过《革命者教义问答》。大概现在除了克里姆林宫档案库外，全世界没留下几本《革命者教义问答》。不过它有一些零星观点或片断语言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中（笔者早年见到，惜乎没有做笔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各有摘录，我们试用概括的方式将这些内容综述如下： [19]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与马、恩后来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动家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涅恰耶夫也获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 [20]。伯林甚至认为涅恰耶夫与另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都成为列宁的先驱"[21]。

　　涅恰耶夫的名声最早是在青年中传播开来。1871年，涅恰耶夫因凶杀案（指挥杀害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受审。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们与他一起高呼口号。中学生查苏利奇（即十多年后马克思写信给她的那个查苏利奇）为了寻找自己的"一盏明灯"关在何处，曾与涅恰耶夫的妹妹（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个要塞的窗口。这个近乎天方夜潭的举动居然获得了结果，一天涅恰耶夫将一张写有"我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的字条从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苏利奇拾到。涅恰耶夫关在何处的消息传开后，使得青年学生们纷纷来到要塞前瞻仰"涅恰耶夫之窗"，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要塞去。因为涅恰耶夫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坐牢的十年间，狱卒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传递密信，仿佛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换了多少批都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边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学涅恰耶夫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组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是"黑暗旗帜"，"涅恰耶夫世纪"俄罗斯将笼罩"无边的苦难"。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列宁认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不公平，以致"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 [22]。

　　三个人都在评述涅恰耶夫，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革命家。他们之中谁的思想更深刻？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学家的思想最深刻！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革命"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对后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注释：

[1][6]姜长斌、郭建平、王坚红、左凤荣：《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46页。

[2][3][14]（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2、553、422页。

[4]（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李荫寰、关益译：《党治制的由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88页。

[5]（苏）所罗门・伏尔科夫（记录）、叶琼芳译、卢文校：《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1年出版，第291页。

[7]（苏）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50页。

[8][10][18]（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1241、1246页。

[9][11][12]（苏）波・梁赞采夫著，于今、江淮编译：《图哈切夫斯基妹妹的辛酸回忆》，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9页。

[13][16][17]（以）列奥纳得・根得林著，明宇、舒会译：《受害的一代》，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01～102、103页。

[15]杜力、肖桐编：《世纪大灾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 页。

[19]（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6页。此处内容还可参见蓝英年《寻墓者说》第260页和阿夫托尔汉诺夫《党治制的由来》有关章节。

[20][21]（英）以赛亚・伯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5页。

[22]蓝英年：《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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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

舒婷的诗,有机会再聊聊

也许

――答一位作者的寂寞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

也许泪水流尽
土地更加肥沃
也许我们歌唱太阳
也被太阳歌唱着
也许肩上越是沉重
信念越是巍峨
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
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

也许
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
我们没有其它选择

Fwd: 由不穿衣服更好看到还是穿上衣服比较好看一点

今天看了冯至的诗，简直有点犯神经病------当然犯神经病是老传统拉：他的诗怎么能变得那么不堪！以我的性情，对老先生本来是相当得讲义气，可是冯老先生是有些不大好。王小波说他知道什么样的文字决不能从自己笔下写出，看来这样的自知之明只有小说家有了，诗人是永远不会明白的。有人说，男人恋爱了要作诗，真是曲尽其妙-------也不管写出的是什么啊！

有人论女人说女人的是"有的人是从来就是穿上衣服更好看一点，有的人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不穿衣服更好看，但最终还是穿上衣服更好看一点"，这是小淫虫的悲观主义，众所周知，我，旬阳王，蒙面骑士，就是小淫虫的杰出代表。我们的悲观主义在诗歌那里得到验证，可是我一点都不高兴。比方对冯至，我的伤心是：毕竟他不是一开始就是没味的"小屁"，他老了老了才变成了老屁-----他是有不穿衣服更好看的时候的，到了穿上衣服更好看的境地未免让人伤心。下面是他年轻时写出的诗句：

正如我思念你，写出许多诗句/我们却不曾花一般爱过。（《无花果》1926年）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会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1941年）

我永远不会忘记 西方的那座水城， 它是个人世的象征， 千百个寂寞的集体。 一个寂寞是一座岛， 一座座都结成朋友。 当你向我拉一拉手， 便象一座水上的桥； 当你向我笑一笑， 便象是对面岛上 忽然开了一扇楼窗。 等到了夜深静悄， 只看见窗儿关闭， 桥上也敛了人迹。 （《威尼斯》1941年）

看这一队队的骡马 驮来了远方的货物， 水也会冲来一些泥沙 从些不知名的远处， 风从千万里外也会 掠来些他乡的叹息： 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 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 仿佛鸟飞行在空中， 它随时都管领太空，， 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什么是我们的实在？ 从远方什么也带不来 从面前什么也带不走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连，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1941年)

下面是老屁之后的诗:

有人用僵死的规条束缚人， 有人用离奇的花样迷惑人， 有人有费解的语言吓唬人---- 他们的路数个不相同， 却有一个共同点，装腔作势

我敬重不束缚人，不迷惑人、 不吓唬人的人， 更敬重束缚不住、迷惑不了、 吓唬不倒的人---- 他们走的路各不相同， 却也有一个共同点，实事求是.

(<我敬重>1988年)

也罢,就不再敲这让我不好意思的文字了.对我们做小淫虫的人来说,冯至的事算一个大大的教训:无论是否花一般爱过,诗都不要再写了.对小淫虫,说真的,这不过是自我安慰,实际上是:命中注定我们要成为老屁,我们即便长痔疮把屁眼彻底弥和,也还是逃不脱做老屁的宿命,至于我,已然是小屁了-----我就没有不穿衣服好看的时候,我没有"花一般爱过".再看冯至的一首诗:

一个绿衣邮夫， 底着头而走路， 也有时看看路旁。 他的面貌很平常， 大半安于他的生活， 不带着一点悲伤。 谁也不注意他 日日的来来往往。 但是这疮痍满目的时代， 他手里拿着多少不幸的消息？ 当他正在敲人家门的时， 谁又留神或想， "这家人可怕的时候到了！"

(<绿衣人>1921年)

刚刚凑巧,冯梦龙也写过一个绿衣人的故事,那个故事的男主角性取向比较的怪----他和一个女鬼睡了好几年!而当他问那绿衣女鬼她是谁的时候,那女鬼居然说你管我呢,睡你的,我是谁有什么要紧?把这些故事联合到一起的时候,我想,当绿衣人叩开的房门,当"可怕的时候到了",该怎么办?对我们小淫虫来说,遇见这样的事恐怕也无法可想,只好管他那,睡把.谁能对自己世界里可疑的事这么处理,那他一定和我们小淫虫一样绝望了把.只是有谁知道,小淫虫是真的爱上他爱她的宿命呢?只是有谁知道,没有花一般的爱过却作了好多小屁诗歌;只是这些话说出来,就是老屁了-----就向已然是"穿上衣服比较好看一点"的老屁对情人展示自己的裸体.

毫无疑问,这是零年代乃至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我舌头不抽筋的时候说什么？

话说我写了“当我舌头抽筋我会说什么”之后，社会发应极好，居然没出现巫娘子－－－大概为我不够三寸也偶尔溃疡的舌头牺牲一位女子的的性感之舌的贞操不大划算。当然，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给您举个例子，清华的陈丹青教授跟全世界嚷嚷了：咱们中国（当然首先是清华）这么搞学生不对，教育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愚民教育。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是说他去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导演说了，陈先生，撒开了说，您说什么都行－－－我们会做后期处理。后来陈回到清华圆见到头头了，头头们笑的跟花似的，好似压根没发生过那回事。陈的总结是：我原来是做了一次大大的傻b。王小波在他的杰作《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也讲了这么个事：文革搞武斗的时候，小王2跟一群大学生一起打仗，照小说里的说法，那些人是“纯正的英伦绅士”－－－“擦屁股的纸和擦嘴巴的是分开的，女孩子在男孩子就不说脏话”。小王2是他们的工程师，还和里面“姓颜色的”女孩子相爱了，他在那被遗忘的时光里享受战争与爱情的浪漫，做着他的“今之古人”之梦。后来头头发了话：不能打了，这次该学生们错了。他们就只好默默地般出了据点，学生们（包括小王2的姓颜色的情人）被发配到了农村（就是我来自的地方），小王2被发配给了虚无。和情人告别时，小王2说，知道吗，如果在古罗马，我们这些失败者会被游街，“我们这些男的”会被买掉做奴隶，而像你这样长得漂亮的女人，就要被送去祭神，小王2说，给我一次真正的失败，然后把我游街，杀掉；他的情人告诉他：没有失败。几十年后，小王2已成了老王2，如同《百年孤独》开篇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的那样，他想起那个姓颜色的大学生，终于大彻大悟：没有失败，因为没有人拿“我们”当回事，而自己拿自己当回事，又太媚俗了。 我用过一个sinablog，写过好些东西，就在上周，它被封了，就像爱情随风而逝。这些事听起来不搭调，实际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年代是失去故事的年代。说勇闯无物之阵，不如说是勇做傻b，因为没有人拿我们当回事，我们就像sinablog，删了就没了，无声无息———随你吕秀才说什么“她”是human being啊，不是东西！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叫这个是“后极权社会”，“故事失落的社会”，他讲的明白，可又能怎样呢？ 不能怎么样。 有人这样说我“很想知道你不抽筋时还能说什么”，这就不大对－－－我的长相是不像样，也不能绕过我直接和我的舌头对话啊，毕竟抽筋的是舌头，不是我，不过我也忍了，毕竟说这话的乃是一位魅力非凡的lady。众所周知，在交大，就是植物，只要是女的都是个希罕，而况××乎？ 既然忍了，我就说说我的“不抽之论”（实际是我舌头的）。要说这个，就得从那当抽之时说起，我上次说了“当我舌头抽筋时我会说什么”，照我说的，我是要说adult的，这adult无非两件事，一件本身很好，就是sex；另一件不好不坏，叫政治。这样说是对的，对性我比较愿意多说一点，对政治不那么愿意说，但也不甘心不说－－－总不能任这世界上只有傻子的声音吧？ 我说sex，一是因为它是好东西，二是因为它被这世界无耻地损坏了，关于性的被损坏,kundera的《玩笑》是本好书，推荐一看。我说政治，是因为邪恶的力量借它损害、强奸真正好的东西。然而它的力量太强大了，它损坏了语言，“欲辩已忘言”，当我开口想为那些好的，被损害的东西说上几句的时候。我发现沉默是太久太久了，当语言都惨遭清洗的时候，还拿什么拯救？mudan说“语言照亮的世界”，如今语言的灯灭了，怎么办？我不是上帝，不能我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老顽童李敖说“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倘若真是如此，他和胡茵梦的官司怎么说？“想胡茵梦想地头疼，是思想病；想得茶饭不思，是心病；茶饭不思害了胃疼，是身病”，这可货真价实是他写的，可是到了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胡正是分娩的时候，这位台大念过法律的大师将刚生过孩子的胡告上法庭（当然后来他也是结结实实得败了诉），这有哪里有他本人说的“奇情”，又哪里有出世之心？据胡的回忆录，胡在庭审的时候感到恍然若梦，她对李说：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事就是一幕荒诞剧，演给世界看。她何须这样说，其实就是做了一次大大的傻b嘛。 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当我开口的时候，我不能自如的愤怒，我不能庄严肃穆，我不能这样，因为这就是恶，完全的笃定就是审判，我怎么能审判？无人有权论是非，萧伯纳如是说，在他那里，论是非权也许收归绝对（也就是神）。在我这里，论是非之权谁来行使？照我看，是非隶属绝对，有信仰的人们有福了，因为天主降下律令，给出是非。没有信仰的人就没有是非。既然如此，是非归于个人。我又能未那些受损害的于受侮辱的说什么呢？ “你问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当我舌头抽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很幸运，我拥有虚构权和怀疑权；不那么幸运，我除了它们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有者有个名字：流氓。流氓者，流民也，居无定所，江湖飘零者是也。当我舌头抽筋的时候，我就是这样。 《我的舅舅》里说王2的舅舅写小说，“开始是×很多，有一本几乎全是×，每本书都好难出”－－舅舅要和思想警察讨价还价：阉割多少合适，一寸可以了吧－－不行，再来一寸。说实话，那算好的，至少可以留×，阉割了多少留多少×，读者就不大会怪写小说的。到了上世纪1989年，留×就是政治犯罪了，上海就有一个总编因为不愿意用塑料的冒充被阉割掉的部分，被江××免了职，还坐了牢。说回王2的舅舅，“后来他的小说里的×就越来越少了，出书也日趋容易，到了最后一本小说，就完全没了×，只是他再也不想写小说了”－－－他还是完全地完成了阉割。有句话很有意思：只要你配合，写什么都行。可是你配合了就什么都不能写了，这据说就是辩证法，谁知道呢？ 现在我没有自宫，别人也暂时没宫得了我：我现在是有完全幽默权、虚构权和怀疑权的写小说的人，也就是说，我还在舌头抽筋的低级阶段。我尊敬的lady质问我“很想知道你不抽筋时还能说什么”，不抽筋时我能说什么？也许我真能写不带×的，拍不带马赛克的，混成那样的老屁，说什么哪里值得一说！我唯一的期望就是，倘若真有那天，就什么都不说－－－但愿我还有什么都不说权。胡适之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真到了舌头不能抽筋的时候，我就是闭上嘴巴沉默死，被话憋死，也不要说话吧－－－毕竟舌头安分得躺在嘴巴里，也就已然是无话可说了嘛。

当我舌头抽筋我会说什么?

我要表达一种植物生长的情绪,一种细胞呼吸的情绪:我最终表达的是一种舌头抽筋的情绪,也就是满嘴胡言.抽,还是不抽?that's a question.是默默享受沉默的芳香与安全，还是以宁鸣而死的大无畏精神投身于这个世界的无意义和喧闹？当我舌头不抽筋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的舌头将开抽，我感到空虚。 我的语文老师说我“就是个写小说的”，他唯恐我舌头不抽筋，想让我满嘴胡言乱语。鉴于我对这个社会的体察，这无异于让我的舌头找割－－－说话的人被割掉舌头的例子您也不会不知道。不过客观的说，舌头被割不算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对手从Bill的性丑闻里找到灵感，用超级女雷子来勾引我（你当然可以视我的说法为色情狂过干瘾），于是当我和她缠绵接吻的时候，她就一口咬了我的舌头－－－告诉您，《二拍》里有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娘子去尼姑家里烧香，被老尼姑下药翻倒了，然后被一壮汉污了清白，她后来报仇就用了上述的办法（我虽是自由派，考据的功夫可不差，这都是胡适以降我们自由派的好传统）。我读这段的时候总是怀疑那个小娘子（她叫巫娘子）是不是女雷子，而那个壮汉是不是舌头抽筋说了庙堂上哪位的坏话，故事里说了，那巫娘子的老公是高中了进士，也就是说，他们是阳的那一边的。我知道造个强奸什么的案子在中国很容易，也许在中国是“若要抽筋，必先自宫”－－－把自己宫了再说，至少就不会被整个滥性的罪名－－－说实话我在评估舌头抽筋和性那个重要，好早作决断。 好了，光荣悲壮的舌头抽筋史不在回顾，言归本博自己。出于上述考虑，我没听老师的：我浪子回头念了物理，而且把以前写的小说都烧拉。即便如此，还是抽出了后遗症－－－我现在混成了小结巴。 如果让我说我自己，我不得不用两个字说：犯贱。正所谓“人若犯贱，我必更贱”，人类可以说话，我们狗类就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这一刻，我是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刻，我被亿万沉默的、受侮辱与受损害的狗民灵魂附体，我这样发出声音，在心理学家看来，就是神经病。好了，狗也罢、小神经也罢、甚至是小淫虫也罢，都是有叫权的。现在我就来叫一叫：我要胡扯胡扯轻与重的问题。此问题来自milan kundera，喜欢看的给笨伯磕三到五了响头（再多也不反对），我送她一本。 据巴门尼德说，轻为正，重为负。现在的事是验证了上述说法。比如如今的男男女女都忙着减肥，这件事也许只有回辩证法的人才能明白（我是最不愿意懂辩证法的）－－－反正都是为对方减的，大家体谅一下也就将就了。我们宿舍有人在干这个事，他每天吃风屙屁，跑好几千米。然后到了晚上就抚股自怜（股者，大腿也）：啊，又瘦了。也有这样的：啊，壮美浑圆的大腿，我爱你光滑的外貌，更爱你无比坚强的内心（也就是骨骼）。更多时候是无限的感伤： 啊，瘦的都没猪样了。 嚣张一点说，我看过的书不算少，在我看过的所有文字中，只有下面几句在沉郁悲壮上堪比上面一句： 毕竟，那是我的黄金时代。（王小波《黄金时代》） 青春从大地上匆匆而过。 他死之后，那些树悲伤不已，不能自持，纷纷伏地而亡。 （卡尔为诺《我们的组先》）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妈的，那可爱的姑娘 我竟未能染指！ （海涅，忘了是那首诗） 我们的世界有好多意思，上面是其中一隅。关于轻和重还有另外的意思。这个意思有点adult，看起来有光屁股的性质，其实相反，它倒是有些政治－－－这就是说，我真的舌头抽筋了，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遇上巫娘子。防患于未然，我先留下舌头的遗言：做鬼也风流。 我要说的是condom的事。condom以其坚强的意志和身板儿，防止了私生子的产生，把一件曾经要命的事变成了一场游戏一场梦。因而获得了女性主义者难得的好评：她们说它是千年最伟大的发明。2000年有好事之徒搞了个“千年十大发明的评选”，condom这呆头呆脑的货色昂首进入十大。我本人为一纯正的女性主义者，但我对上面的事不感冒。那些个女性主义者说它使女性获得对生育的主权，从而获得了性爱的自主和自由，而依照“形而下”决定“形而上”的道理，女人似乎从此就从床上获得了全面的自由和平等。我对此表示怀疑。照我看，那些人是在“意淫革命”的心态下说这样的话的，condom本身使反基督教的，因为基督教的教义主张“多生多育”－－－这本质上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kundera说是“媚俗”，这里不在多说，关于基督教于生育之间的关系可看bertrand russell的书，我绝没骗人。照我看，床上的平等与自主乃是比一切社会问题更难解决的问题，说它会从避孕套发明的那个“严重的时刻”起实现，简直是明目张胆得在光天化日之下犯自作多情之罪。 同样的，现在有人以为有了internet，从此可怜的我们就有了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也可以发挥草根阶层的政治影响。但我认为，internet就是一个技术发明，不可否认它很伟大，它为上述的自由平等的实现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但它本身不能完成争取自由的工作。它像避孕套一样，也可以成为权利强奸民意并逃脱罪责的东西。像对condom的态度一样，你可以用他争取自由，也可以在遭到强奸是用它减小一些伤害，但你不会仅仅依靠它得到自由、平等。在由重到轻的人类之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所以我的评估结束了，我更爱好性，但我的舌头无法不抽筋－－－也许到了被咬掉的时候它就挥安分把。

暴烈的白马王子

我之前说"兼论天涯何处有芳草",结果竟没有论成,简直该自宫以谢芳草以及红花.说起这个,我想起我还搞人文事业时候的事.我的混蛋朋友(称呼而已,不可当真----我也犯不起自作多情之罪----为他也不值当啊)先和我闹翻了,后来我怕挨打,主动道了歉.他投桃报李,把天国机密泄露给我了,他告诉我怎样won女孩子的芳heart.机会是好机会,是我资质差了一些,结果不仅没学会,反而有因此犯了好几桩丑恶而该被宫的罪行.听起来好象是我输不起,埋怨人,其实不是.据我读的很不堪的书说:有时候人会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有n多表达方式,比方对我就是:人生下来就是受宫的,一开始很闹,很激动,以为谁都宫不了我,后来就明白了,明白人是生来被宫的,无路可逃.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我妈妈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不过如此----只是有点恶心,可能和胃有关把. 现在让我好好开始说正经的,白马王子的故事.".......枣红马可不想等着被他们吃掉,他跑拉,跑过山脉,河流,跑到了另一个故事里".(这是墨西哥人副司令马科斯,人称'蒙面骑士'者写的）他跑到我们中国古代的故事里，这有故事殖民之嫌，但是也无法可想，就算因此被宫了也不能不这么写啊。 话说那没良心的殖民主义之马跑到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故事里，他在一个士大夫的家里做事，在马厩里做了一匹卑微小白马，其角色若我们大学生，是受气包兼道德表演的观看者，比如者马没天要做五分钟宣誓，表示愿意被骑的崇高信念。就是这么个无产阶级马，居然爱上了主人家美丽的女儿。他每天作十首情诗，唱七个小时情歌，还流一木桶咸咸的眼泪。后来，我终于学会了.......不好意思，错啦 ，后来，上天果真应中国作家协会以及由国子监祭酒带领的太学生们的要求，给了它机会————主人家出事了，女儿被强盗抢了去（可以合理怀疑是这马的墨西哥同胞干得，这个叫“局”），老爸发了话：谁救出女儿，就将她嫁给谁。这马表演的不坏，他冒死救出了女儿－－－这是不考虑“局”的 情况。这样，据老爸说过的，伟大的人马姻缘就要出现拉，可是编故事的我发挥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众所周知，有些话说出来就是给吃进去用的，中国是一个大国，粮食也不多，所以话就承担了部分充饥的功能。很不幸，我安排主人家这次比较饥饿，也就是说，他们食言了，女儿还因此肥了点，好在当时的审美情趣更倾向于丰满。按理说，我这样安排，小白马应该可以感到危险，然后提前逃走，再也不来老大中国了。可是这次他贪恋爱情，立誓要要回属于自己的女人。后来就很惨，它被弄死了，还给剥了皮（咱们祖宗就爱这口）。这一天，风很大，女儿要出嫁拉，吹吹打打，新娘子给抬到了院子里，忽然这皮狂暴的飞了起来，卷的灰尘满天，它飞到院子中间，卷起新娘子就飞走了，它不见了，也许飞到了另一个故事里。不过它临走给中国文化作出了一个贡献，从此有了一个俗语：为他人做嫁衣裳。好多百年以后，又有一个人叫老狼的，它问：谁为你做的嫁衣？现在我搞清楚了，而且有理有据，下次我就写这个，名字就叫“正告老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