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最后一夜

2007年3月27日星期二

13日，温＝家＝宝在两会上

北京两会期间，代表关注的焦点和提出的提案，反映中国社会积累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禁
书禁言、官员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特权、侵权、打压民众等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一党专政"这个禁忌话题也有学者在公开场合提出，中－共的管治危机已经受到关注。

*章诒和抗议禁书发表公开信*

被宣布禁止其书出版的章诒和已经发表了三封公开信挑战当局的禁书令，3月12日再度发
表致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信。质疑做出决定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并要求通
过"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解决问题。

公开信直指邬书林"不顾大局，不管国策，自举一帜，颁令禁书八种，出版社分别受罚，
从而昭告世人，出版当局遗有 '和尚打伞'，并无和谐可言"。

章诒和特别指出，邬书林的禁书做法"所不同者只是在乱禁之中立了新规，即因人而废：
今日可以废我，明朝将能禁君，后天不知又会斩杀何人？
如此公然违宪，如是肆无忌惮"。

*政协炮轰国家大剧院暗揭江丑闻 *

两会期间，一批全国政协委员打破禁例，对有争议的首都形象工程发炮，其中有俗称"鸟
巢"的奥运项目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等。有委员指这些国家级建
筑设计方案虽几经修改但隐患仍严重，特别是安全问题令人忧虑，日后维修费更是无底洞
；也有指国家大剧院是"江－Z民送给法国人的礼物"，"送给宋祖英的礼物"。

发起炮轰的政协委员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喻权域、港区全
国政协委员画家刘宇一、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慧娴等。

*行政费用超长贫困区建豪华办公楼*

两会代表同声炮轰政府行政费用极度浪费，全国每年行政招待费逾2000亿人民币。浙江省
政协副主席冯培恩在12日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时说，
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北京大
学校长许智宏也在人大会议上指出，不少地方一边是兴建豪华办公楼，一边是贫困民众两
餐难温饱。

冯培恩指出，中国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包括公务用车、公款吃
喝和公费出国浪费，政府会议浪费，"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浪费，能源和资源浪费等。

河南濮阳县人均财政收入仅为200多元，还有几十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但在建造办公
大楼上却出手大方，其中300万是挪用濮阳县化肥厂4000多名人员的生活费和养老金。

冯培恩说，"一个省级贫困县耗资7000多万元兴建政府豪华办公楼，相当于该县年财政收
入的1/3；一个只有7个村干部的村委会耗资400多万元兴建办公楼。"

*党政领导用特权混文凭 *

政协委员蔡继明表示，在中国有相当数量已获得和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党政领导干
部，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职权，动用公款，在职混取文凭的。

这些领导干部在入学考试中，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然后又在
校内生中滥竽充数，甚至有人考试舞弊，或根本未经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

在学习过程中，这些人又找秘书"代"上课。学期考试也由秘书代考，或根本不考，反正总
有办法得到高分。至于毕业论文，"谁知道有多少是领导干部独立完成的？"

*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四大学府被点名 *

教育腐败问题是这次两会代表关注焦点之一。北京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名牌大
学被指名，指投资巨大，浪费惊人，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

人大代表、教授洪可柱指出，这些名校上至院士、博士生导师，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
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其中交大的汉芯知识产权造
假事件更震惊中外。

他指出，很多教授在国际领域上没多少影响，在国内却霸气十足，拚命压制其他高校有才
能的年轻教师，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地位。

四所名校还利用优势资源派生出多个上市公司在股市圈钱，从中渔利。其大学精神、人文
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

*民警上书"截访喊停"*

两会期间，访民被各地政府严加"看管"，甚至遭到逮捕、拘留、驱赶。与会上和谐的高调
形成鲜明对照，受到国内外维权人士和人＝权组织的关注。

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对待上访民众应不是"截"而是"护"，不是"堵"而是"
疏"，对"截访"、"控访"应立即叫停。

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一派出所民警吴幼明曾多次参与截访，感触很大，目睹了政府种种违
法侵权行为，及访民的艰辛、被迫害的事实。9日他上书两会，提出应该禁止截访行为。

*巩俐提案被讥像小学作文*

两会期间提案五花八门，黑龙江代表姜鸿斌提出"关于星巴克立即搬离故宫"的议案，认为"
星巴克在故宫停留一天，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伤害民族品格和民族尊严。"

明星、政协委员巩俐的《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提案，被大陆网友讥评"像小学生作文"
，希望巩俐专注演戏本业、勿��政治浑水。

*有人讽刺称：政治也追星啊！政协和人大都是遮羞布。 *

有网友发文称，如果留意，我们会发现"两会"中更多的话语来自公务员、经济界和知识阶
层。官员、富商、演艺明星和专家学者，构成了两会的主体，而真正的底层民众的代表少
之又少。

有人称两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不但没有为老百姓做任何有用的实事，还加重
了老百姓的负担。"方法不当激化矛盾。

*学者吁开放讨论两党制与共党定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13日指出，中国应逐渐理性化，开放两党制与中国共产党定位
等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讨论的机会，有许多问题在中国会周期性地出现，"会老是纠缠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到底怎么走。"

去年三月，贺卫方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提出中
－共一党专政违反宪法，建议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等说法。

近日贺卫方在台湾东吴大学的"中国的司法改革"座谈会中说，中国现在因为"披着一件马
克思主义的外衣"，使得许多问题无法真正得到解决、甚至得到严肃的讨论。

贺卫方说，例如中国能否实施两党制的禁忌话题，在中国大陆不可以说，"你说就是罪，
不仅仅是错"。

他表示，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中－共的干部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当作薪资，这是很不合理
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应该登记注册，公布他们有多少党产。

Fwd: [cn.china] 看民国时期如何评价鲁迅其人

看民国时期如何评价鲁迅其人
来源: --http://www.aboluowang.com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豫山，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历任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鲁迅有个弟弟：周作人（1885－1967）。

周作人，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五四运动"以后，曾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看守性质的"留平教授"，也是他战后变成汉奸的原因。周作人何以当"汉奸"，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周作人是
1941年元旦正式收到汪精卫政权委任状的，离他遭枪击事件已有两年时间，历任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要职。战后，周作人在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到南京受审，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后经高等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关进南京的老虎桥监狱。

同时代的人评鲁迅: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１９２８年６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份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
"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我们月刊》创刊号〕"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钱杏着《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１９２８年７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１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１１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９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１９３３年９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１９３４年４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２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１９３４年５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１６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藉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藉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鲁迅只是二流作家，决不是被吹捧的大师级

鲁迅缺乏宏大磅薄的叙述气质。和中国古代比，《红楼梦》具有莎士比亚人文启蒙的先知先觉，还迸射出卡夫卡叩问生命终极之门的无尽思想光芒，以及充满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批判力量，是古今中外文学的精神交响、艺术狂欢。但是，作为中国百年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在叙述气质上与同时代的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肖洛霍夫等等等等相距千里之遥。鲁迅最长的小说《阿q正传》才二万多字。《尤利西斯》七十万字，《城堡》二十多万字，《追忆似水年华》一百多万字。

鲁迅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缺少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热秋天的哀怨，有的只是冬天的严酷，民族的劣根性几乎涵盖了他所有主要作品的内容，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所成就的只是文学宏大哲思空间的一处角落的半成品。《红楼梦》是一部以变态人生对常态秩序进行强烈彻底质疑的小说，它蔑视道德的力量要比鲁迅强劲百倍，它对集体国民惰性的批判更为全面、更为有力、更具艺术个性感染力和血肉奔流的人性活力。打倒孔家店，早在鲁迅之前的一百多年就被宝玉黛玉同志进行了专利注册，鲁迅不过顺应了社会变革的潮流，充当了前沿阵地呐喊助威的铜管号手，而非开山、人文始作俑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四百年前《唐．吉诃德》的骑士精神的进口组装，改头换面。在中国或者世界文学，鲁迅的作品不过是二流文学。

文化上的强盛，标志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而鲁迅的文章核心是否定中国的文化，否定中医，否定汉字，号召年轻人不要读古书，其作品中更看不到中国人的淳朴、宽容和智慧的一面。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鲁迅却和一些儒教信徒一样，不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当时，日本和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东北，西藏，新疆和蒙古，都有分裂出中国的危险。鲁迅的言论有汉奸嫌疑。

鲁迅骂同胞、骂同事、骂一起共事的文人；骂军阀、骂国民党、骂皇帝、骂青年，唯独不骂日本和苏联，这是不是令人有点奇怪呢？鲁迅不是不骂人的人，鲁迅是个破口大骂的人，对日本人和苏俄人，却三缄其口，这是不是表现出鲁迅的立场？

有人从鲁迅文集中，东拼西凑的找了不过三四千字的鲁迅"抗日"文字，以证明鲁迅不是汉奸。五年啊，鲁迅就这几篇羞羞答答的装模作样的抗日文字。而这五年，他写过不下五百篇破口大骂中国人的文字。成克杰胡长清王昭耀的主席台报告，那反腐败厉害的很，足以证明这三人是被冤枉的，他们绝对不是贪官。就如鲁迅一样，怎么可以说是汉奸呢？鲁迅在这几篇文章里说的这几句话，汪精卫同志比他说得更好听！

现在，没有严格的证据证明鲁迅是汉奸。但是，说鲁迅如何抗日则更是一个讽刺，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中日战争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时，鲁迅稍微一有风吹草动，就逃往日本租界躲避，比日本侨民还还要更侨民。普通的上海市民还没有逃跑的时候，鲁迅先生早就逃跑了，这个是铁打的事实。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的境界比普通上海市民还要差。

鲁迅时代的知识份子，除去科技界的精英跟政治有距离之外，社会科学界的知识份子，在日本侵略中国，国家民族立场上中立或者隐忍都是应该谴责。把鲁迅愤世嫉俗痛恶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性，鲁迅痛批张献忠杀人如麻的文字，哪怕移植一星半点到抗日的文章中；或者，对鲁迅不作高要求，麻烦他作一篇300字的短文，表示自己对日寇侵华的态度，来点"匕首和投枪"，来点讽刺和挖苦，像对梁实秋和林语堂那样，对日寇"痛打落水狗"一次，不要求多次，汉奸的帽子就不会戴在他的头上。

总之，鲁迅与中国古往一流文学相去甚远，不要说红楼梦，连老舍先生的作品都不如。鲁迅与同辈世界文学大师也不可比肩。鲁迅有卖国嫌疑。在抗日问题上，他可能比其弟周作人稍强一些，但文学成就则未必。鲁迅地位的提升，乃是毛当年统战政策的结果，就跟郭沫若相当长时期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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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5日星期日

Fwd: [cn.china] 高　瑜：温家宝撇清不了赵紫阳

年年观看中国总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那种感觉就像观看北京儿童玩砍包游戏。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游戏人分两拨，"石头、剪子、布" 之后，输者砍包，赢者躲包。砍包者分居场地两边，不能过线，躲包者只能在场地内飞奔，一包砍来，被砍中的要被罚下场，但是若能用手接住飞来的包，就获得"一命"，被砍中时可以用"命"抵不被罚下场，多次接住包，还可以用多条"命"救自己被罚下场的同伴重新上场加入游戏，如果均被砍中又无"命"可抵，只能全下场充当砍包者，换赢家上场。这个游戏体现出快乐和公正。

总理躲包规则大变

每年被人大新闻发言人荣幸和非常高兴地请到中外记者会上的中国政府总理，堂而皇之一入座，就摆出大赢家姿态，哪像来比输赢的呢，实际上他还是个躲包的。

按说拿到邀请票坐在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椅子上的外国记者们，个个都是砍包好手，但是在金色大厅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因总理的好恶而改变，外记们精心准备的问题，提前要交给大会新闻处审阅，能不能被主持人叫起来提问，事先早被安排好了，当然是根据他的问题总理想不想回答而定，这叫听天（总理）由命。

据说充当砍包者的中国记者中有"预早被通知，将获准提问"的，不用猜，掰着手指头数，就知道是哪几家了，他们的任务是专门负责让总理接包的，因此看电视直播轮到这些媒体被点名，尽可放松一下。总理回答他们的问题时间也够长，可以添杯水，上卫生间，甚至打个电话都赶趟，CCTV重播时，一问一答一个字都不会剪掉。据悉现在滥竽充数的砍包者范围扩大到海峡那边了，人家人不仅靓掷的包飘飘逸逸飞落总理掌心，技巧非主旋律的喉舌可比。

年年幸运地被点到名的外国记者中，不乏"以身试法"者，他们冒着在中国永远不再被点名的后果，伸张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临时提出自己想提的问题。一旦遇到这种时刻，看电视直播的中国公众你不仅要专心致志地听，甚至连眼睛都不能眨一眨，眨一下，一个最真实的场景你就永远错过了，不要指望中国电视重播，你马上查新华网的文字直播都查不到，至于视频回放，你想看的地方，总是放不下去，只能到处打电话向朋友询问了。遗憾的是今天看实况转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13大直播赵紫阳穿西服打领带率全体常委会见记者开创中国领导人的一代新风。六四之后新风欲止不能，国人年年争看李鹏挨砍的好戏，他可载入中共史册的经典回答天安门为什么使用机枪坦克，是因为"没有准备高压抢水龙头"。江泽民不让李鹏，有记者问："六四之后有女大学生下放农村被强奸？"江氏的回答是"活该！"他们当年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对外记问题避而不答，或者所答非所问，这样做的结果，越发显示挨砍的狼狈。论口才、论身段，温家宝比较李鹏、江泽民要灵活得多了，没想到16日的记者会重陷李鹏、江泽民的泥潭，不仅被砍中，而且被砍的相当惨。

法国记者拔头筹

16日的最佳砍包手非法国《世界报》记者BRUNO PHILIPPE莫属。听到这位仁兄问："最近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经历一百年。请问这是否意味着说，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还觉得问了一个外国记者人人都能提问的问题，可是他接下来还问："另外，谈到民主，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有关最近中国的前总理和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到，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的政策，过去台湾也是处于独裁的统治下，现在实现了民主和多党制，您对这位前总书记的话有何评论？"我这个看总理记者会如同看砍包一样的人立刻就把眼睛瞪大了，眨都不敢眨。

第一个问题温家宝是十分想回答的，因为新华网的文字实录证明这是他回答得最长的一个问题。或许，这就是狡猾的法国人送审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温家宝精心准备的回答，和他两会前发表的那篇文章一样不成功。

温家宝文章失败在于抹杀赵紫阳

2月26日新华社全文发表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该文从中共八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入手，提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温家宝的两个任务就把邓小平和胡锦涛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了。温家宝是中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见证人，但是他重提历史，缺乏起码的客观和公正，有意抹杀了对这一理论作出主要贡献的赵紫阳。

很巧，软禁中的赵紫阳对这个理论也做过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在十三大报告之前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一次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决定》中。两个文件中都出现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不是十三大报告的首创。……以前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点不在于"初级阶段"，而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过去《决议》作这样的论断是基本上是反右。针对怀疑现在是不是社会主义，虽然讲初级阶段，但是坚持是社会主义。』『真正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改革开放政策联系在一起，作为理论基础，是十三大的贡献。……我在十三大重点论述的是"初级阶段"，前提是不争论。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并没阐述，而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作为十三大的立论基础，确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将两者联系起来，对此作了大段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点不在"社会主义"，而在"初级阶段"，就是现在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说还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我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苏绍智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之处。』（见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开放出版社2007年3月第3次印刷364―365页）

温家宝的大作发表之后立刻引起国际传媒 "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的评论，就在于他不敢像13大赵紫阳一样论述"初级阶段"，这证明他从13大赵紫阳的报告上退缩了。他论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就像伸手到人家锅里拿馒头。论证"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当然要被人家看成不要民主。

温家宝回答言不由衷

主持人点名让法国记者提问，就是温家宝非常想纠正国际舆论对他的文章的"误解"，但是他又一次遭遇失败，当他说"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时，已经变成莫大的讽刺了。虽然新华社立刻选用这句话作为记者会的大标题，温家宝不会不明白，如果记者会是新闻自由的场所，记者们可以用人民大会堂里里外外发生的事情质问这句话，可以用18年前赵紫阳反对屠杀人民，主张"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解决学潮问题"来质问这句话。

温家宝第一个问题回答不成功，对法国记者第二个问题不得不作的简短回答，就变成绝大的败笔。如果他的回答只是第二句话："我也没有读过这本书。"无可厚非，可是他回答的是两句话，第一句："至于你谈到香港出版的书和我谈的这些观点，我觉得没有任何联系。"起码是一个所答非所问的回答，其一，法国记者没有问总理的观点和赵紫阳的书有什么联系，而是请他评论书中赵紫阳论述中国现代化和台湾民主的关系。其二，总理可以拒绝评论，可是不能用撇清和这本书的关系代替评论。其三，既然总理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此书和他谈的观点有没有联系呢？温家宝在赵紫阳手下工作多年，难道就没有赞成过赵的观点吗？

如此急于撇清，聪明过人的温家宝不觉得这正好为这本已经登上香港畅销书排行榜的书在大作广告吗？

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他在软禁中的谈话，中国任何一位负责任的领导人都撇清不了，光明磊落者应作出公开回答。

法国记者BRUNO PHILIPPE就是一个诚实又磊落的人，记者会后他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公开表示："这部分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先没经过他们（官方）。"

我向赢得记者会的同行BRUNO PHILIPPE致敬！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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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9日星期五

风雨苍黄五十年

著作者：李慎之一样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唯一的差别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经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么长的路，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脑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岁，临时受命去迎接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那是当时唯一的外国来的贺客）。在天津迎到了贵宾，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才乘专车到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这样一些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参加完欢迎的宴会以后，我本来应该回机关了，不料已经戒严，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的团长好像是上城楼了。其馀的人就由我们陪著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这样就从三点钟一直呆到十点钟。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是并无丝毫倦意，整整七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中若干委员的名字的声音。我不断回忆从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经历，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到参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当年的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热泪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惊叹他说话总是那么简洁，那么有力，那么响亮。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脑子里不断重覆“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话。这种感情，到九点多钟广场上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带领著北京各大学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天安门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达到顶点。我曾经长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囗号，但是这个时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我自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结果还是有人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现在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苏联作样板，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甚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时间开始了！我历来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是这一句话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我绝对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也绝对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风去世三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最后的昭雪平反。我当时绝对想像不到的还有，八年以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么活动了，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著打扑克。人家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烟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覆，不知有几个人曾经预见到。现在是又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了。就为准备这次国庆，据说就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许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掩盖了、埋藏了。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是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这些，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汉年案和五月的胡风案（还未提至今没见人说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激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下半年就发动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五十五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帅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击，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囗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的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因此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而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就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毛主席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当然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也已经搞了一百多年。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时代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我还清楚地记得“****”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这就是为甚么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进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难道是中国无人吗？不见得。这主要是领导上禁止人们知道，禁止人们思考造成的。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著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等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曾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导”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们的导师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理论的研究的。”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又怎么能进行改革呢？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那么残酷的战争，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却并不。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饰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已经得到满足，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抚恤受难者，这样不但可以收拾全国人心，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他们竟视若无睹，轻轻放过。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法/轮/功聚众与打砸美国使馆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党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是事与愿违。今年还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当年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囗号，还有“个性解放”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法/轮/功事件”既说明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养成，也说明了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出现。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义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论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参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因此，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囗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 但是，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毛泽东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从“六/四”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是仅仅因为“人会老”是一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已经坐稳了，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甚么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甚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我注意到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不要害怕会失掉甚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立下的榜样，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断政权六十年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的。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垮了吗？没有。当然，国民党要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激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圣之时者也”。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学者李慎之

学者李慎之南方周末　　2003-05-15 13:01:29 　　□刘小磊　　“慎公”，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李慎之先生的共称。这位博学通识、铁骨冰心的学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却并无专著问世，也没有研究员、教授之类的职称。他自1990年后方重新从事著述，平均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产量不能算高，然而几乎每一篇出来，都能不胫而走，成为思想界的新话题，引起议论纷纭。　　慎之娴于国际问题，先后曾任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的外交秘书或助理，他的一生，用一位论者的话说，可谓经历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跌宕起伏。同时，对身处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进行了前瞻性的思维。　　追求民主自由，投奔革命　　李慎之生于1923年，即“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他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申报》、《新闻报》驻无锡记者。慎之生于小康之家，幼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拜新文化运动之赐，得以亲炙西学。在念中学时，便接触到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慎之回忆，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这时他已读完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但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宣传马列的书籍后，觉得以五阶段来划分历史、用两阶级来区分人群，是中国古书所无。时代风潮所至，使他逐渐对马列主义、对西学发生兴趣。　　1941年，李慎之18岁，考入燕京大学读经济学。只念了3个月，就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上肺病而失学。　　美国的参战，使抗日战争出现胜利的曙光；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开始出现裂痕。为了争取群众，两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是民主，还是独裁？这将直接决定人心的向背。此时党的新闻宣传机构，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等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和新闻封锁，赢得了包括众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心。　　失学的慎之先是跑到重庆自流井曙光中学教《公民》课，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马列，半年后，遭特务追捕而跑至成都，找到了共产党，后调入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成为上述那些文章作者的同事。这些文章，慎之都曾一字一句学习过，也宣传过。他回忆，他在学生时代领导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他们的口号与纲领。　　倡言政治改革，被打成“右派”　　1949年，在天安门广场陪同苏联外宾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李慎之，心潮澎湃。　　这时的他，已经是中共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了。他在新华社编辑专供领导人看的《参考资料》，他的才华使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陪周恩来出席过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出后，1956年10月发生了波匈事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毛泽东想到，他所得到的有关消息都是从《参考资料》里来的，就派秘书林克向新华社国际部的正副主任王飞、李慎之了解看法。两人大谈苏东问题，主张“革命之后应当搞一点改良主义”，慎之更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等主张。　　1957年，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回忆这段历史，李慎之指出，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的大逆转”。他分析道，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则导致了1959年初的反右倾斗争，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远远落在了30年前被中国打败的日本的后面，甚至落后于所谓亚洲“四小龙”。　　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　　毛泽东逝世后，务实的邓小平与全党一起，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深入反“左”，逐渐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推行四个现代化。鉴于历史教训，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专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邓小平指出：过去所发生的种种错误，固然与党的领导的思想、作风的错误有关，但更严重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要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着手进行改革，从制度上确保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才是当务之急。　　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定起用当年周总理用过的随行人员，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来，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途中，慎之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见李郁回忆文章）　　从美国回来后，组织上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党籍。　　作为笔杆子，李慎之主持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国际部分的起草。有论者指出，这个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明确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时这一报告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拉开与美国距离、放弃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等距离、全方位外交的宣言。　　1981年5月，李慎之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为第一任所长。199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子上被免职。　　提倡全球价值和说真话　　对国际事务的熟悉和洞见，使李慎之成为中国最早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人之一。他多次撰文批评李光耀的东亚价值观，认为李的儒家价值观落实到现代政治上就是有强烈的宗法制——家长制色彩的尊尊亲亲的专制主义。李慎之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　　1998年，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认同的自由是指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会中的自由，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李慎之认为：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态度，这样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1990年代初，中国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不息，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一度受到影响，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慎之认为邓小平此举扳回了一局。但此时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盛行犬儒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慎之认为，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必须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　　工作的性质，使慎之比一般中国人对苏东国家的情形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捷克作家哈维尔的看法。自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哈维尔却提出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慎之这样介绍哈氏的观点：　　他惟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　　历史学家刘志琴先生评论道，能不能讲真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难题，否则何以有那么多秉笔直书的史官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因为讲了真话的人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讲真话的下了地狱，讲假话的就青云直上。此种假话还形成理论，像林彪所说的，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此种教训之深刻，足以使中华民族刻骨铭心。慎之晚年大呼以民主的生活方式来代替非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吗？　　慎之谢幕在SARS肆虐中华的当口，4月20日，渎职的高官被撤换，有关疫情的信息被公开，这些果敢的决策赢得民众普遍的拥戴，也表明只有讲真话，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综而言之，贯穿慎之一生的，是对其理想的追求，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可作如是观，壮岁提倡政治改革罹祸，可作如是观；暮年提倡讲真话，以及对朋友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轻时还会入这个党”，也可作如是观。　　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悼念慎之　　诘难主流文明与普世精神者尝言，那些东西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根基，是在中国找不到锚地的舶来之物，中国的出路在于或另辟他途，或回归本土。然而，慎之先生用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慎之先生本人即是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慎之先生以他的一生为一个案，证明了他在《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中所伸张的，主流文明与普世价值虽非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但是来到中国就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融和。慎之先生的言行在当代中国的思考者中间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可见先生之道不孤。　　———刘军宁　　中国知识界在八十年代有了一道“说真话”的题目。巴金提倡说真话，于是有《真话集》，其实那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真话，这种真话用的是记叙文的方式，说的大抵是关于个人的事情，一点回忆，一点感悟。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就已经闹得不得了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巴金的真话之真有很高的程度，只是说明我们的程度更低，此前只是“文盲”，几十年盲人瞎马的过来罢了。萧乾也说是要说真话，但提出要修改巴金的“要说真话”的说法，加上“尽量”两个字，明显地后退了一步。在关于哈维尔以及别的文章中，李先生恰好也提及说真话。他赞誉王国维、陈寅恪的是“惟真是求”，不趋时媚俗。真话是分层级的。如果说王陈二位的真话不出学术的范围，那么李先生的真话则是超学术的；“真”的程度很高，这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容易做到的。　　———林贤治　　现代中国，“理想”在许多场合成为克人纵己只赚不赔的游戏，如明儒黄宗羲所言“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慎之先生正是这种伪“理想”之敌。而古今有贤者焉，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能强使人而不强。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真理想之友。　　———秦晖　　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于2003年4月22日上午10时05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享年80岁。　朱厚泽摄

李慎之晚年的悲凉

李慎之晚年的悲凉作者：傅国涌 2005年04月15日13时52分李慎之晚年的悲凉——与许良英43封通信的解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红楼梦》，虽短短数语，却至今未见有人超越：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２３１页）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在曾经自认为是共产党“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别在他生命的黄昏就一直笼罩着这样的悲凉之雾，身历反右运动、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六四”等一系列灾难，虽然偌大的中国“呼吸而领会之者”并非李慎之一人，但他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说１９９９年秋天那个孤独的夜晚，他在一盏孤灯下写下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出他对这个少年时就向往不已的革命党抱有一线幻想的话，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完全清醒，彻底失望、进而绝望，他一而再地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许良英透露心曲，悲观之情毕露无遗，悲凉之雾逐渐将他的身体乃至生命淹没，但他的思想在雾中升腾，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话精神，重新开启了一扇通向未来的门。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２日，８０岁的李慎之先生带着无数未尽的心愿撒手而去，中国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老人的怀念与敬意。远在德国的仲维光和远在美国的曹长青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曹长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文中特别指出李慎之的“三个局限”：“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笔墨风波，事隔一年半，风波早已过去，问题仍悬在空中。在仔细阅读了李慎之与许良英最后五年的私人通信后，我感到对李慎之先生应该有一些新的认识，他晚年的思想在这些信中有更真实、更坦诚的流露，或许有助于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李慎之的思想。　　两位老人的交往始于１９９８年２月，李慎之托人给许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２月２７日，许给李写了第一封信。３月４日，李回信，从此开始了他们五年的书信往来，各给对方写了４３封信，其中既有科学、民主的严谨讨论，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对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展望，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讨论之真诚更足以让后辈汗颜。直到生命终止前不久，李先生还写下１０页纸的长信，提出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志愿。由于是私人通信，无话不谈，袒露心迹，比公开发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想法。　　透过这些书信我们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后五年中燃烧自己、热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声”的道德勇气，同时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一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举起了启蒙的火炬；他弘扬顾准，以自由主义为北大传统和顾准思想定调。他深感“五四”以后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没有在中国扎根，“２１世纪几乎要重新来过。要中国人懂民主，实在是艰难已极，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个说得上的源头。”（２００１年５月８日）他对全球化和全球价值更是情有独钟，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他在信中说：“近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全球化与全球价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经历再推广到人类近五百年的历史，民主已是一种全球价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 　　虽然他常常感叹自己生前或许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了—— 　　 “我反正知道我们年轻时相信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是一种谬误。民主的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们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在中国还实现不了。（现在有许多人担心中国实现民主以后，会出现‘拉美化’，我也有这种担心。）不过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顶多我们不能及身而见，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　　但他依然坚定地主张“和平演变”，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 　　 “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而全社会好象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六十到七十岁的人，另一个是大约五十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与我的疲塌为例进行说服，结果也不理想，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宪政民主，我就劝他们研究一下宪法，万一形势急转直下，这些自认为的民主主义者连部宪法都拿不出来，怎么行呢？”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个月零二十天，他还在信里说：　　 “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中共实际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为口号，无非是保持特权而已。当然社会主义还可以作为一种政策目标，甚至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但是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数选民的认可，就该下台。马列斯毛说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已经试过，应当作废了（虽然它仍是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１、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２、对中国能在２１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不过，我之所谓民主，只能指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并非指充分民主。实现充分民主，最乐观也需要到２１世纪末。”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请长期研究民主问题的许良英以５００个字回答他，什么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对科学精神，李慎之同样不能释怀，直他晚年他还想写一篇《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虽然文章最终没有写成，但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念头。１９９８年３月４日他在写给许良英的一封信中说：　　 “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要硬分越来越不可能又无必要，中外一样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学家’＝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但是我还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国人多想一想，（这也是‘知识分子自大狂’，）实际上在一个十二亿人的国家，几乎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没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１０月１０日，他说：“李约瑟热爱中国，以半生精力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二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等，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对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让中国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发此愿心，希望你能给我指导和帮助。” 　　在１１月１１日的信里他还说到，“李约瑟以其‘巨著’已经‘推翻’了你和竺可桢、冯友兰的结论而成为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学力不足，写作艰难，但是只要不死，总是要把文章写出来的。” （１９４１年春夏，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三年级时曾在学生中发起一个科学团体，讨论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为什么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他们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１９４４年，心理学家陈立发表《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１９４５年，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当时，李慎之正在给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序，他感慨“哈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虑如何取代它的时候提出也可能转向东方思想，虽然只有一句，但东方思想（实际上指儒家伦理与老庄思想）流毒（请恕我用这两个字）之广，可以想见。在国内则更是与统治者交相煽惑，对人们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他在信中说：“我要驳斥李约瑟难题，今年大概是动不了笔了。只是我有一难题要请你帮助解决：ＳＣＩＥＮＣＥ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时。” 　　直到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他还在探讨这个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假命题》这篇文章我还是要写的，但是愈想愈觉得其难，因为我的科学知识实在太差了，而且现在的谬论日见其多（从席泽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击之，尚须搜集材料与论点。今年是决不会动手了。也许明年可以摆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学，而中国没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么不同，却正是因为文明的起源与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中国古典只讲善美，是不怎么讲真的。美、善天生就带有价值上的好恶，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说成是价值中立的，在内心讲正是把它作为最高的价值。美、善不讲真就失去了基础。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 　　他说：　　 “我心中的真理的价值中立的。‘真理’两个字本非中国固有，而来自佛经，因此已带上了价值色彩。共产主义就其原始的意义讲（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已是一种应用真理，真理一旦应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错的可能，这一点在我们青年狂热时期是不了解的，到后来才懂得。‘真理’一词因为汉语双音化的大潮流，已无法改译为‘真’一个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社会科学中本来就没有自然科学中的那种真理。‘自由主义’是‘真理性’最差的一个‘主义’。（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　　这些观点本身诚然还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个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导真理的价值中立，实际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狭隘的现实算计。他认为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口号时，绝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学，“他们好象认为科学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中国已经生根了，官方也从来没有‘批判过科学’，有些不正常的干预，也都是因为没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所以他希望许良英能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许陈寅恪，乃是因为陈对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追求，“还有陈寅恪，他是我的老师，浑身可称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气味，因此连胡适也称之为‘文化遗民’。但是‘气味只是气味’，细究他的生平志业，几次大声疾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连五四时代的陈独秀也没有喊出这样简洁明了，可以作为口号的话。……陈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与国民党低头，尤其是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以为在文革结束前，他是中国最干净的一个人，比俞平伯、沈从文都更干净，更不要说巴金以下的人了。”（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　　他对“利禄之徒”弥漫，伪学术、伪思想盛行的学界现状忧心忡忡，从季羡林（乃至王元化）到汪晖等，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读了许良英转给他的９９岁的心理学家陈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位９９岁的大老……官方和所谓的学术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先生。季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在谈到“新左”代表之一汪晖时，他说本来以为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这种艰涩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虏大批的青年人，以为是有学问、有见解、有思想，是以为大家取法，结果造成一大批伪学者与伪思想，真是可叹。但是迄今还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这篇批判文章，固然论点很不错，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对此他深感忧虑。二晚年李慎之的内心深处之所以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凉”，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对现实政治制度的绝望、清醒，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他们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忧患意识往往是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二是他对文化传统即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深刻认识；三是他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无忏悔。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８日，在读了我们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后，他曾写信给许良英：“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不配。第二个感觉是有些悲凉，偌大一个中国，能数得上的就这么些人，而且还有像我这样对民主、自由主义了解甚少之人。”这里面固然有他自谦的成分，但这种悲凉是一贯的，他多次说及全国上下懂民主的也不过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会说：“我其实是很悲观的，我已不敢说什么‘启全国人民之蒙’的话，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识分子’，于愿足矣。”（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８日，他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后写信给许良英：　　 “中国共产党可称根本无学者无思想家，此外，中国又有几个人？中国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因此我现在总倾向于‘在矮子里面拔长子’。　　 “应法广采访，对我虽非第一次，但确极稀少，我现在是想争取多一些发言机会，但是我总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所以这样叫一叫，当然不是考虑为当局鸣锣喝道，而是希望能给国人一个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纲领，仍然是‘和平演变’。不过由于当局一动不动，我觉得如果能先实行私有化，也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打下一点社会基础。至于政治上当局正在不断收紧，我的文章大概已无在大陆发表的可能，我当然是清楚的。不过，我们已经老了，物质地讲，我们是最少可怕的人，现在老人都越来越衰退，我胆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声就是一声而已。　　 “我越来越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一个国家怎么能完全靠谎言维持呢？” 　　在这封信后面他又加了几句话，表示“１、启蒙之必要，２、启蒙之艰难，３、启蒙还是有希望的”，并惭愧自己“没有做什么工作”。　　他是悲观的，但他的悲观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展现了远古神话中的那种悲壮的情怀，悲观没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没有使他放弃，“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然而‘写罢低眉无处发’……不过一息尚存，我总是要想，也总是要写的。”（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我一向自以为不学无术，……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呼声，虽然现在还不成气候，但是在极权高压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撑大言论空间。看到这点，还是令人高兴。”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４日）这是对知己的直言，也是内心的独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夸父逐日般的现象。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他反复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完全是真诚的，对他参与建构的这个体制、他深爱的这个民族、对历史和现实，他都有着冷静、客观的认识：　　 “但是中国的传统，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传统，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实在是夜长梦多。这就是我所以慨叹于中国人的‘公民意识’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　　 “今天的大陆作为全社会来说的民主觉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１９４８—４９（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比１９７６—７７低，那时候，老人还没有死光。全民对民主的常识几乎可以说是清末以来最低落的时期，几乎没有精英人物。这种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认识的不过二十个。我极力幻想，以为全国也许有一二百个。这样的现实要希望中国能很快地实现民主化，至少我无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问题，民主实际上要有相互对立与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团，有敢于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又能够达成妥协的个人，这个过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么时候能够破壳而出，我实在无法想象。　　 “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大概都像胡适所说‘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当然也有些乐观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这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愿望，并没有什么具体化的、现实的根据。 “我自以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极少数在解放前、在‘国民党的万恶统治下’多少还受到过一些启蒙思想，历经劫难而又幸存下来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这极少数之内。比我们年纪小的人，……对民主的理论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来，到文革期间的中学生，绝大部分是红卫兵，只有极少数可以说靠自学，靠自己反思成为启蒙思想家的人，现在中国就是靠他们在学术界撑起一片天。然而这片天实在太小，这样的人也太少了。　　 “我现在确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我‘为’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过写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　　 “我同意中国今天的社会条件比起国民党时代、五四时代以及晚清时代大概是大大地进步了，所谓进步指的是可以实行民主的社会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总觉得有觉悟的人太少了。撇开我心目中的‘官学’和‘极左派’不说，九十年代也出来了一批‘民族主义分子’和‘新左派’，他们的嗓门很大，听众甚多，……而民族主义是有‘五千年文化传统’与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极容易赢得群众。事实上从各种民意调查中看，这批人在青年学生中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们自己小时候，就主要从爱国主义出发，才走向亲共、亲苏的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上了一个大当的。其实世界在２０世纪已发生了大变化。自由主义已肯定地成为全球的主流价值，而中国却仍然置身于这一主流价值之外（就政府行为讲还很显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如果说六四有十年反文革的思潮为背景的话，现在，这个思潮已十分淡化，而民族主义的思潮却已大大强化了。　　 “说人类社会发展有什么铁的规律的话，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进民族由于种种偶然因素凑合而形成的好经验，成为大家的榜样之后，大家必须要学习，而形成一条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走人类必由之路’）的话，我还是相信的，然而夜长梦多，我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２日）三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李慎之从美国归来后写给许良英的第一封信说：“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内儒外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尔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 　　９月６日在动笔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前，他在信中说：“我最近的认识是，中国或许如大家认为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中国绝对是一个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国上下无人不受这个意识形态的支配，即专制主义的支配，不论是儒是法，或表或里，都无非是专制主义，而且愈演愈烈，在２０世纪后五十年达于极致，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过是我评ＨＡＶＥＬ著作中所说的后期极权主义而已。当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维持二三十年了，但是过了这一关（当然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关）以后，也当然同台湾一样，有自由而无法治。中国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象样的民主’（我只能说‘过得去的民主’，自从少年时期的乌托邦破灭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什么‘真正的’、‘理想的’那类话了，那样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无限远才能接近）。以中国人素质之低，如果能在２１世纪末，或者２２世纪初达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剥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意识形态，是政治－伦理哲学之后，在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非拔掉这个毒根后，还可能要评价一下实际上五四以来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会对美国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唐德刚）的理论是，中国自１８４０年后即进入三峡峡谷，亦即他心目中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期，他认为三峡需二百年，也就是从今天算起，还有四十年。我们没有讨论过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但是我以为实际上看法差不多。中国要转向真正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四十年不算太长。”（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６日）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说：“我现在想中国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经过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整个２０世纪其实是在旧王朝崩溃——农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传统恶性循环中‘团团转’，当然社会还是有进步的，那不能不说是外来的资金、技术、榜样与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人自己的觉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发。” 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峡谷说”：“我思考了一下中国的专制主义，得出了与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毛的专制比蒋的专制更严重十倍，而如果没有毛的专制，蒋的专制还要比他后来的实际好一点，也许大陆到世纪末已经可能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大陆比台湾大几十倍，要比台湾更好，在我看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样说，再过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峡峡谷倒是有可能的。” 　　对唐德刚的历史预言，许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对那些言之凿凿的预言，我只能姑妄听之”。（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３日回信）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在读了历史学家袁伟时论孙中山的长文之后，李慎之不无感慨地告诉老友：“孙犹如此，他人可想，这实在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太根深蒂固的缘故，再想想我们自己，再看看现实，实在不胜任重道远之感。”最晚在１９９３年，他就公开发表文章，对于把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提出质疑，认为滥用“封建”这个词就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他在２０００年他以“专制主义”为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盖棺定论并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封建”一词仍流行如故。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离他生命的终点不到三个月，他写了一封１０页纸的长信给许先生，表示自己早几年就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想法，并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见写下来：　　 “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不同。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中国，其政治制度就是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养成了中国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总之以三大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直到１９４９年革命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必须推翻，必须改写。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的。但是即使这样，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内因。” 　　他认为１９４９年以后的３０年，“总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之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变成了极权主义。”“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中国脱出极权主义的艰难过程。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已走到了极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个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转。目前中国的极权主义已进入晚期极权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应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这封信内容非常丰富，可以看作是他对整个百年中国的最后认识。四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在行动上毅然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他不断地进行反省，其中甚至不无忏悔，但正如他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信中所说：　　 “我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迷信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自己说过，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５７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好象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觉悟是真正的觉悟。” 　　同年６月２９日，他回顾了自己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动力，认为主要来自少小时就有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强烈而朦胧的平等思想。他入党虽晚，却历来自以为是党的“孤臣孽子”。从小景仰羡慕隔壁的共产党人、陆定一的丈人严朴。与民族主义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实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环节，虽然搞学生运动时才跟着叫的，甚至叫得比别人起劲，“我也主要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参加党的”。当然，他毕竟是手上没有沾过血的共产党人，他之所以踏上这条路，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不能简单论定。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他在信中第一次讲到自己的“彻底觉悟”：　　 “从‘大民主’与‘小民主’一文中，你可以看出了，我本来是一个‘红干部’，但是还是划了右派。头两年，我在思想深处竭力要说服自己，只有党对，不容我对，但是到５９年底、６０年初，我算是彻底觉悟了。我用了《封神榜》里哪咤的一句话对自己说：‘削骨还父，削肉还娘’。我看到有许多人当右派真是冤枉。但右派是思想罪（甚至不是言论罪），就思想而论，我是真右派，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弛，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思想也就如你所说的不再扭曲了。” 　　３月２５日，他再讲到此事：　　 “我到１９５９年以后即明白自己确是右派分子，与毛主席的思想是针锋相对，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下放干校时我没有把马恩列斯全集都带走，而是尽量搜罗单行本带走，供‘天天读’之用，但精神上是为了‘脱魅’。我对毛的崇拜前后也有二十年。后来自以为觉悟算早的，但是，现在想起来，实在太幼稚。毛其实本质上与他晚年（批林时）自许的‘哥儿们’——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并无二致，不过是靠了所谓马列主义骗过了我们这批青年人而已，而我们又是根本没有经历过个性解放的体验的人，也不可能识破他那一套（从本质上说毛和我们都还是传统中人），结果个人和国家都吃了极大的苦头，走了极大的弯路，因此，下一篇我想从毛的草头天子的本质来写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怎么借尸还魂，变本加厉的，只是，那样写出来，更无处发表了。”（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６日）　　他说，正因为自己在１９６０年就已“彻底觉悟”，所以整个８０年代他几乎不着一字，原因就是当时他熟悉的知识分子朋友都在忙于讨论“社会主义民主”，讨论改良计划经济，“而我则自从６０年代觉悟后，实在不愿写违心的文章（当然，我深知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的，不是违心的），９０年代以后越来越宽松，才开始打些擦边球，我去年估计今年还会宽松些，不料大错特错，反而出了义和团来，真叫人哭笑不得。”（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　　不过，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８０年代不着一字的另有一个主要原因乃是“胆小”。１９９９年他为《燕京大学人物志》（北大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所写的《李慎之自述》中说得很坦诚：“我还是一个胆小鬼。８０年代，我虽然也在若干全国性的学会当领导，出席各种学术会议，高谈阔论，但是并不敢写什么文章，原因只是因为心有余悸，怕让人抓住把柄。９０年代开始，有时也敢写点文章了，然而瞻前顾后，不敢尽辞，而且一年顶多也不过一两篇到五六篇。”（《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下册，５８４页）　　这一点他在２００２年１月写的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有进一步的自剖，８０年代，当王若水因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遭到整肃时，他直言自己心中也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辩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因此还是噤若寒蝉”。最后发表时删去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这一句。（同上，５７５页）　　他的思想真正起了变化应该是１９９９年，这是他的整个人生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与他自述心迹时所说的１９６０年的“彻底觉悟”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一年，他从一个肯定传统文化的“半个新儒家”转而作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的重要论断。正是这一年，他从一个“噤若寒蝉”的“胆小鬼”变成了登高一呼的斗士，最终超越了恐惧和自我恐惧，写出了感动千万读者、也赢得了极大声誉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及其他文章。正是这一年起，他从８０年代不太关心意识形态之争转向普遍关注国内外的思想动向。比如他在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以为“８０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认为那不仅仅是一场理论斗争，“它牵动到文学、艺术、电影、电视，牵动到整个社会以至中国的政局”。（５７５页）许良英在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６日给他的回信中直率地指出这并不符合事实，整个８０年代影响较大的还有民主与专制思想（后期演变为“新权威主义”）、思想自由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干预等等。也正是这一年开始，这个不断自称“极度孤独”、“无边孤独”的老人实际上已知音遍天下。　　李慎之晚年认为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７０—９０岁的知识分子党员启蒙－起信－革命的历程”。（２００１年６月２日）“青年时期都热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学生运动，后来又都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崇拜毛主席，以后由幻灭而开始新的觉悟与追求。”（《李慎之文集》５７３页）顾准无疑是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过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并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思想转型的人，所以他才会如此推崇顾准：　　 “我对顾准估计是很高的……顾准是在毛泽东的绞肉机里几乎走完全过程的，因此他的觉悟特别可贵，对今日中国的意义也特别大。你也知道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观念有多强，但是他的结论居然是‘痛苦地’从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这二十多年来我也接触过党内不少‘思想解放’的老同志，但是没有一个达到顾准的标准的，从胡耀邦到孙冶方到王若水。（也许你是例外，我下面再说。）事实上顾准已经成为民主派或者自由主义者的一面旗帜。我是相信传统的力量的。就是所谓 ‘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民主思想正式引入中国不足百年，根子还没有扎下就被灭绝五十年，现在也还说不上再生。所以即使以后一定会出现以民主为目标的思想家，也必须要高扬顾准承前启后，存亡续绝的作用。 “不嫌狂妄地说，我的第二次觉悟（一次觉悟是马列主义觉悟）大体上与顾准是同步的（我是１９６０年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而重新确立新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顾准晚了两三年）。但是我的斗争意识远远比不上顾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书倒是不断地看，像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几乎在‘内部’一出来，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来从青年时就没有做过学问的训练，二来是根本没有觉得自己还能有著书立说的可能，当时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个明白鬼算了。到‘改正’以后也有好几年还是这个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体倒还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近几年才想到还有可能发挥些余热，但是又觉得桑楡晚景干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写几篇文章，最长不过万字，自认为想通一个问题就写一个问题。其间还有一段时期，因为对毛泽东批儒的反感，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远没有毛的极权主义那么坏，还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学说，这就是我曾经对你自称也可以算‘半个新儒家’的原因。（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他的这番话是悲怆而真诚的，其中同样弥漫着悲凉的气氛。相比之下许良英“十分敬佩”顾准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也指出了顾准思想的局限性。　　才华洋溢的李慎之对他同时代的许良英也多次表示推崇与敬意，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他在信里说：“我自认为思想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但用作论据的许多事实和材料都不准确，……倘能经常向你请教，（在这方面，事实上当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为我之师，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觉得有疑问时，打个电话，请代查一下。一般只能靠自己的常识，而常识又是很不可靠的。）” 　　他对许良英孜孜不倦、二十年如一日研究民主尤其充满敬意，一而再地表达了自己的敬意（２００２年笔者在杭州见到他，他也曾当面跟笔者说起）。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１日他给许的信中说：“我十分钦佩你研究民主的学术著作，十年二十年后必然成为‘国民必读’。”５月１８日：“应该说我现在觉得你真是可钦可佩，年近八十还下决心研究民主的历史，以你现在的身体精神看，这个任务是绝对可以完成的。我在几年前说过要编一套中学公民教科书的话，说实在的，我并无自己着手来干的计划，只是空叫一句，而寄希望于别人。总觉得年纪老了，此生无望。现在看看后生也没有人认真努力，到不如像你那样，在几年前就干起来，也许有生之年还能干出些成绩来。但是话虽如此说，我到现在还是下不了决心，心中总觉得还有几篇文章可写，写完了，也就可以交卷了，蹉跎岁月，自感疲沓空疏。”也就在这一时期，笔者在杭州见到李先生，他曾当面主动提及此事。　　同年１０月３０日的信中他说，“在我朋友中，我认为只有你一个人虽然似乎觉悟稍晚而见机甚早，并且全身心投入对民主思想与制度的研究，虽然现在还没有完成，但是不久以后一定可以完成。这点是我对你极其钦佩（好象我有次在信中曾向你表白过）而迄今没有志气与信心向你学习的。” 五　　李慎之晚年对这个时代固然已有了清醒的认识，但他对邓小平、周恩来、胡乔木等的私人感情都难以泯灭，这是他的局限，也许正是他真性情的一面，他毕竟是生在这个时代的人，他的身上带有许多这个特定时代给他的烙印。　　哪怕是在名动海内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他虽然指出邓小平“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过”，但他同时也说：“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 ‘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李慎之文集》上册，７页），他的笔端对邓还是含有温情，其中无疑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他的文章当中乃至标题（如《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提到毛泽东时，基本上都是称“毛主席”，经许良英指出，他的解释是他之称毛为“毛主席”是一种习惯，“我的意思是人们称嬴政为秦始皇一样”。（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１日）　　对周恩来，他更是敬重有加，笔下总是称“总理”或“周总理”。对于批评周恩来的声音，他是很不满意的，在他谢世前不久，笔者曾听他说过，如果有时间他要写万言长文反驳，并问过笔者人家是怎么批评周恩来的。　　称呼有时候确是颇能反映心迹的，特别是在回忆文章中。１９９７年他写过一篇《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提到胡乔木时至少有１７处称“乔木同志”、４处称“乔木”、４处称“乔公”，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看到更多的是胡乔木好的一面。这一点在几年之后悼念王若水的文章《魂兮归来，反故居些！》中有所改变，几次提及胡乔木后是直呼其名，而且直言“胡乔木反复无常的性格”。（《李慎之文集》下册，５７４页）可见他的认识还在变化中。　　这与他的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５０年代他曾是出席中国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秘书，１９７９年他曾是邓小平访美时的顾问，８０年代正是胡乔木提拔他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乃至副院长。熟悉他的朋友在悼念文章中回忆，他谈起８０年代邓小平要他定期去讲国际形势，言语之间显得十分得意。８０年代曾多次随同李慎之出国访问的一位科学家清楚地记得，那时他说话的口气都是代表官方的，给人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虽然他自述早在１９６０年就“彻底觉悟”，但在整个８０年代邓小平、胡乔木等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他都是旁观者，始终保持了沉默，甚至就不怎么关心。其中原因固然与他自称是“噤若寒蝉“的“胆小鬼”有关，是不是与他对当时地位、处境的得意有关呢？　　他晚年之所以对邓、对胡都有着“同情之理解”，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对他的重用、提拔，对这种知遇之恩他难于忘怀，正是这样的心理使他难以跳出私人感情的羁绊。其中就有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知恩图报这些观念在起作用，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毕竟是难以磨灭的，虽然他最后否定了文化传统，但作为“半个新儒家”要从根本上超越这些观念又谈何容易。对此，我想我们也只能对他抱持“同情之理解”。　　他才高一筹，有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那种自负，正如他在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信中向许表示“当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为我之师”后说：“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觉得有疑问时，打个电话，请代查一下。” 他曾多次慨叹爱国志士稀少，他在世纪末的呼喊回音空荡。无边的孤独感笼罩着他，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他在信中对比他年长三岁的许良英说：“我有时很为我们的年老与孤独感到有些沮丧，因此找你说说。” 　　从１９９９年以来，他不断地在给许良英的信中表达这种“极度的孤独”感，这其中固然也有他才华、经历所导致的自负，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但仅此还不足以解读他的内心世界，实际上自从《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既出、洛阳纸贵之后，举世仰慕、以结识他为荣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他还有着这样的孤独感？他在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的信中说，“最理想的办法是和平进化”，但他自己常常有一种铭心刻骨的无力感，觉得“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 ——“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是利禄之徒。你说我关于哈维尔的文章‘对当前的中国会产生冲击力’，但是我却看不到会有什么影响。从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我写过一篇要搞公民教育的文章，只有两个人响应，其中一位是与我同年的７６岁的老先生，正是教人难受，然而也还是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干下去。” 　　不过据苏绍智回忆，李慎之在１９９９年回国前，特地去看望了他，两人畅谈了一整天，他们有着二十年的友谊，苏显然不是李所说的“利禄之徒”，否则他也不会专程去找他，并住在他家。李慎之去世之后，至少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就写下了悼念文章，其中四分之一是与他有深交的。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感到孤独？　　１９９９年９月６日，在谈到自己美国之行的感受时，他在信中说：“我年轻时最推重鲁迅，而有点看不上胡适，这点我现在承认是错了。然而，十年来，我几次去美国，住的时间将近十（月），跑了几十个城市，十几所大学，竟没有看到一个可与胡适相比的留学生，虽然博士倒不少。我自己说自己孤独，其实是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答案。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或许是他本人没有察觉，他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国古代文人的多愁善感、喜欢夸张的表达方式等都对他的内心所产生的细微影响。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但在世纪之交他们持续五年多的通信中，我们处处都能体会到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力量、诚挚、坦荡、勇气以及对真理无私的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找到了共识，他们都肯定了启蒙的重要性，启蒙首先是启知识分子的蒙。２００３年１月２日，李慎之即将走完人生的全程，他仍孜孜地思考着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不过只要有了民主的大框架，志士仁人就有了宣传教育的空间，可以努力‘改造国民性’了。 ”毫无疑问，他以“志士仁人”自居并不是自大，而是一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自负，这一切使他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一种置身于白茫茫大地的悲怆感，也使他晚年笼罩在一层只有远古神话中才有的那种无比豪迈又无比朴实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氛围之中。他做一个“公民教员”的志愿虽然没有完成，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将长存于这个世上。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改定，来源：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 //-->

2007年1月1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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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大清洗杀了多少万人？

　　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回赠"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列宁从来不批评斯大林有什么世界观问题。列宁晚年与斯大林冲突几次（格鲁吉亚事件、外贸垄断权、工农检察院提案等等），一次也没有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批判。为什么列宁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观存在问题？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许不会接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就要改写。答案是列宁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斯大林的世界观不会有问题。最好的例证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五个政治局委员的世界观都被评为"非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这种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惟一批评是"太粗暴"。我们不妨这样说，斯大林的世界观是受到列宁信任的。

　　斯大林十六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十八岁开始读《资本论》，二十二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在学马克思主义。 1953 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 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 [1]。苏联科学院院士Ｅ．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2]。

　　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的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 [3]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 [4]。但是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 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 1953年3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病态多疑要消灭这些盲人的？盲人难道会威胁他什么？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富农"家庭在极"左"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5]

　　斯大林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政治鉴别"工作，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家……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多大的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次代表苏联政府因卡廷森林惨案向波兰人民表示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1990年1月30日，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副主席皮罗日夫在部务会议上称，根据现存档案材料统计："从 1930年到1953年，苏联全国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被处以极刑（遭枪杀）。"[6]

　　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数字并不高。我国一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清洗，所谓斯大林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内务部留下的档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他说："在 1937和1938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 [7]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牵衣顿足拦道哭"？

　　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在集中营既哭儿子，又哭媳妇。老人家还不知道，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被枪决了。斯大林对每一个"政敌"的家庭都是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 [8]。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9]。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10]。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 [11]，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 1955 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人民公敌"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个 [12]……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每一个"前战友"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因基洛夫一案列宁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三十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祥林嫂"，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么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我在集中营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我到卡拉干达去过两次，仔细查过卷宗，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女儿叫卡金卡，儿子叫谢瓦……" [13]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奸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晓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二十大代表。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代 '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14]

　　为了使"犯人们"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1935年想出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气昏过去。苏联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条新法律。该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含十二岁）儿童犯偷窃等罪按成年人条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后来果然有许多起儿童枪毙案）。斯大林的这条法律是为即将开始的大清洗做准备的。他早预计到大逮捕浪潮之后必是儿童乞讨流浪潮，早颁布有关法律，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主要还是想利用小孩胁迫大人。斯大林正确预见到在即将开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犯人"决不会轻易就范，有了这条法律（对儿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们对儿孙的疼爱、牵挂之心，对其进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让他们愿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要诬陷谁就诬陷谁。

　　1936年至1938年，苏联"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 [15]。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收容了。这些孩子不断向苏共中央写申诉信已经让"上面"感到很头疼。"上面"经研究，最后决定将他们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托管"。该精神病院隶属"格伯乌"，"人民公敌"的孩子们在这里继续受到各种虐待。这些孩子经常因"违反院规"而遭到毒打，不少儿童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疗"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里上了吊。这孩子已经预见到了他的早亡。"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甚么是苏维埃政权……" [16]拉狄克的侄儿鲍利斯・索贝尔松的个人悲剧仅次于安德列・布哈林。鲍利斯・索贝尔松是个非常纯真的孩子，他在卡申科反复说要相信党和斯大林最终会了解我们的冤情的，"他提议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详细的'公开信' ，另抄一份寄给《少年真理报》编辑部……"鲍利斯・索贝尔松在1957年获得平反，他收到平反通知书的第二天就自杀了[17]。

　　如果悲剧只限于高级党政干部的家庭，那还不能证明斯大林人性已经变异。沃尔科戈诺夫说："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中间的 ' 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1929年到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从 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18]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

　　斯大林是典型的"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童年时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儿童可塑性最大时期的斯大林生活在无爱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亲"不得不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活，勉强养家糊口 "。斯大林从小尝够社会的势利眼，除了母爱，这个社会没有给过他其他爱。如果他的童年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他的幼小的心也许会多些温暖，冷酷的种子也许在他的心灵扎不下根。可是母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抹去了这种可能性。为了让心爱的"索索"（斯大林小时的爱称）"能够出人头地"，母亲将九岁的他送进了儿童教会学校（寄宿制）。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正教学校是非常愚昧落后的，这种学校与其说是培养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培养对宗教的仇视。死记硬背、体罚、禁止读课外书（包括所有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动不动关禁闭……东正教没有经历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是俄国的不幸（东正教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精神更新"）。因此，"索索"在教会学校没有学到对世人的悲悯，却学到了更多对世界的恨……一颗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长。

　　投身革命运动本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与他们耳濡目染，心灵自会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中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据俄苏问题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极力主张重印《革命者教义问答》。不知为何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使得苏联自建立至解体始终没有重版过《革命者教义问答》。大概现在除了克里姆林宫档案库外，全世界没留下几本《革命者教义问答》。不过它有一些零星观点或片断语言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中（笔者早年见到，惜乎没有做笔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各有摘录，我们试用概括的方式将这些内容综述如下： [19]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与马、恩后来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动家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涅恰耶夫也获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 [20]。伯林甚至认为涅恰耶夫与另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都成为列宁的先驱"[21]。

　　涅恰耶夫的名声最早是在青年中传播开来。1871年，涅恰耶夫因凶杀案（指挥杀害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受审。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们与他一起高呼口号。中学生查苏利奇（即十多年后马克思写信给她的那个查苏利奇）为了寻找自己的"一盏明灯"关在何处，曾与涅恰耶夫的妹妹（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个要塞的窗口。这个近乎天方夜潭的举动居然获得了结果，一天涅恰耶夫将一张写有"我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的字条从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苏利奇拾到。涅恰耶夫关在何处的消息传开后，使得青年学生们纷纷来到要塞前瞻仰"涅恰耶夫之窗"，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要塞去。因为涅恰耶夫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坐牢的十年间，狱卒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传递密信，仿佛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换了多少批都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边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学涅恰耶夫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组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是"黑暗旗帜"，"涅恰耶夫世纪"俄罗斯将笼罩"无边的苦难"。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列宁认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不公平，以致"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 [22]。

　　三个人都在评述涅恰耶夫，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革命家。他们之中谁的思想更深刻？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学家的思想最深刻！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革命"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对后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注释：

[1][6]姜长斌、郭建平、王坚红、左凤荣：《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46页。

[2][3][14]（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2、553、422页。

[4]（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李荫寰、关益译：《党治制的由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88页。

[5]（苏）所罗门・伏尔科夫（记录）、叶琼芳译、卢文校：《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1年出版，第291页。

[7]（苏）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50页。

[8][10][18]（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1241、1246页。

[9][11][12]（苏）波・梁赞采夫著，于今、江淮编译：《图哈切夫斯基妹妹的辛酸回忆》，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9页。

[13][16][17]（以）列奥纳得・根得林著，明宇、舒会译：《受害的一代》，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01～102、103页。

[15]杜力、肖桐编：《世纪大灾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 页。

[19]（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6页。此处内容还可参见蓝英年《寻墓者说》第260页和阿夫托尔汉诺夫《党治制的由来》有关章节。

[20][21]（英）以赛亚・伯林著、彭淮栋译：《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5页。

[22]蓝英年：《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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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1日星期四

也许

舒婷的诗,有机会再聊聊

也许

――答一位作者的寂寞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

也许泪水流尽
土地更加肥沃
也许我们歌唱太阳
也被太阳歌唱着
也许肩上越是沉重
信念越是巍峨
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
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

也许
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
我们没有其它选择

2007年1月7日星期日

Fwd: 由不穿衣服更好看到还是穿上衣服比较好看一点

今天看了冯至的诗，简直有点犯神经病------当然犯神经病是老传统拉：他的诗怎么能变得那么不堪！以我的性情，对老先生本来是相当得讲义气，可是冯老先生是有些不大好。王小波说他知道什么样的文字决不能从自己笔下写出，看来这样的自知之明只有小说家有了，诗人是永远不会明白的。有人说，男人恋爱了要作诗，真是曲尽其妙-------也不管写出的是什么啊！

有人论女人说女人的是"有的人是从来就是穿上衣服更好看一点，有的人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不穿衣服更好看，但最终还是穿上衣服更好看一点"，这是小淫虫的悲观主义，众所周知，我，旬阳王，蒙面骑士，就是小淫虫的杰出代表。我们的悲观主义在诗歌那里得到验证，可是我一点都不高兴。比方对冯至，我的伤心是：毕竟他不是一开始就是没味的"小屁"，他老了老了才变成了老屁-----他是有不穿衣服更好看的时候的，到了穿上衣服更好看的境地未免让人伤心。下面是他年轻时写出的诗句：

正如我思念你，写出许多诗句/我们却不曾花一般爱过。（《无花果》1926年）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会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1941年）

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方的那座水城，它是个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的集体。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象一座水上的桥；当你向我笑一笑，便象是对面岛上忽然开了一扇楼窗。等到了夜深静悄，只看见窗儿关闭，桥上也敛了人迹。（《威尼斯》1941年）

看这一队队的骡马驮来了远方的货物，水也会冲来一些泥沙从些不知名的远处，风从千万里外也会掠来些他乡的叹息：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仿佛鸟飞行在空中，它随时都管领太空，，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什么是我们的实在？从远方什么也带不来从面前什么也带不走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连，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1941年)

下面是老屁之后的诗:

有人用僵死的规条束缚人，有人用离奇的花样迷惑人，有人有费解的语言吓唬人---- 他们的路数个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装腔作势

我敬重不束缚人，不迷惑人、不吓唬人的人，更敬重束缚不住、迷惑不了、吓唬不倒的人---- 他们走的路各不相同，却也有一个共同点，实事求是.

(<我敬重>1988年)

也罢,就不再敲这让我不好意思的文字了.对我们做小淫虫的人来说,冯至的事算一个大大的教训:无论是否花一般爱过,诗都不要再写了.对小淫虫,说真的,这不过是自我安慰,实际上是:命中注定我们要成为老屁,我们即便长痔疮把屁眼彻底弥和,也还是逃不脱做老屁的宿命,至于我,已然是小屁了-----我就没有不穿衣服好看的时候,我没有"花一般爱过".再看冯至的一首诗:

一个绿衣邮夫，底着头而走路，也有时看看路旁。他的面貌很平常，大半安于他的生活，不带着一点悲伤。谁也不注意他日日的来来往往。但是这疮痍满目的时代，他手里拿着多少不幸的消息？当他正在敲人家门的时，谁又留神或想， "这家人可怕的时候到了！"

(<绿衣人>1921年)

刚刚凑巧,冯梦龙也写过一个绿衣人的故事,那个故事的男主角性取向比较的怪----他和一个女鬼睡了好几年!而当他问那绿衣女鬼她是谁的时候,那女鬼居然说你管我呢,睡你的,我是谁有什么要紧?把这些故事联合到一起的时候,我想,当绿衣人叩开的房门,当"可怕的时候到了",该怎么办?对我们小淫虫来说,遇见这样的事恐怕也无法可想,只好管他那,睡把.谁能对自己世界里可疑的事这么处理,那他一定和我们小淫虫一样绝望了把.只是有谁知道,小淫虫是真的爱上他爱她的宿命呢?只是有谁知道,没有花一般的爱过却作了好多小屁诗歌;只是这些话说出来,就是老屁了-----就向已然是"穿上衣服比较好看一点"的老屁对情人展示自己的裸体.

毫无疑问,这是零年代乃至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2007年1月6日星期六

我舌头不抽筋的时候说什么？

话说我写了“当我舌头抽筋我会说什么”之后，社会发应极好，居然没出现巫娘子－－－大概为我不够三寸也偶尔溃疡的舌头牺牲一位女子的的性感之舌的贞操不大划算。当然，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给您举个例子，清华的陈丹青教授跟全世界嚷嚷了：咱们中国（当然首先是清华）这么搞学生不对，教育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愚民教育。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是说他去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导演说了，陈先生，撒开了说，您说什么都行－－－我们会做后期处理。后来陈回到清华圆见到头头了，头头们笑的跟花似的，好似压根没发生过那回事。陈的总结是：我原来是做了一次大大的傻b。王小波在他的杰作《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也讲了这么个事：文革搞武斗的时候，小王2跟一群大学生一起打仗，照小说里的说法，那些人是“纯正的英伦绅士”－－－“擦屁股的纸和擦嘴巴的是分开的，女孩子在男孩子就不说脏话”。小王2是他们的工程师，还和里面“姓颜色的”女孩子相爱了，他在那被遗忘的时光里享受战争与爱情的浪漫，做着他的“今之古人”之梦。后来头头发了话：不能打了，这次该学生们错了。他们就只好默默地般出了据点，学生们（包括小王2的姓颜色的情人）被发配到了农村（就是我来自的地方），小王2被发配给了虚无。和情人告别时，小王2说，知道吗，如果在古罗马，我们这些失败者会被游街，“我们这些男的”会被买掉做奴隶，而像你这样长得漂亮的女人，就要被送去祭神，小王2说，给我一次真正的失败，然后把我游街，杀掉；他的情人告诉他：没有失败。几十年后，小王2已成了老王2，如同《百年孤独》开篇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的那样，他想起那个姓颜色的大学生，终于大彻大悟：没有失败，因为没有人拿“我们”当回事，而自己拿自己当回事，又太媚俗了。我用过一个sinablog，写过好些东西，就在上周，它被封了，就像爱情随风而逝。这些事听起来不搭调，实际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年代是失去故事的年代。说勇闯无物之阵，不如说是勇做傻b，因为没有人拿我们当回事，我们就像sinablog，删了就没了，无声无息———随你吕秀才说什么“她”是human being啊，不是东西！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叫这个是“后极权社会”，“故事失落的社会”，他讲的明白，可又能怎样呢？不能怎么样。有人这样说我“很想知道你不抽筋时还能说什么”，这就不大对－－－我的长相是不像样，也不能绕过我直接和我的舌头对话啊，毕竟抽筋的是舌头，不是我，不过我也忍了，毕竟说这话的乃是一位魅力非凡的lady。众所周知，在交大，就是植物，只要是女的都是个希罕，而况××乎？既然忍了，我就说说我的“不抽之论”（实际是我舌头的）。要说这个，就得从那当抽之时说起，我上次说了“当我舌头抽筋时我会说什么”，照我说的，我是要说adult的，这adult无非两件事，一件本身很好，就是sex；另一件不好不坏，叫政治。这样说是对的，对性我比较愿意多说一点，对政治不那么愿意说，但也不甘心不说－－－总不能任这世界上只有傻子的声音吧？我说sex，一是因为它是好东西，二是因为它被这世界无耻地损坏了，关于性的被损坏,kundera的《玩笑》是本好书，推荐一看。我说政治，是因为邪恶的力量借它损害、强奸真正好的东西。然而它的力量太强大了，它损坏了语言，“欲辩已忘言”，当我开口想为那些好的，被损害的东西说上几句的时候。我发现沉默是太久太久了，当语言都惨遭清洗的时候，还拿什么拯救？mudan说“语言照亮的世界”，如今语言的灯灭了，怎么办？我不是上帝，不能我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老顽童李敖说“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倘若真是如此，他和胡茵梦的官司怎么说？“想胡茵梦想地头疼，是思想病；想得茶饭不思，是心病；茶饭不思害了胃疼，是身病”，这可货真价实是他写的，可是到了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胡正是分娩的时候，这位台大念过法律的大师将刚生过孩子的胡告上法庭（当然后来他也是结结实实得败了诉），这有哪里有他本人说的“奇情”，又哪里有出世之心？据胡的回忆录，胡在庭审的时候感到恍然若梦，她对李说：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事就是一幕荒诞剧，演给世界看。她何须这样说，其实就是做了一次大大的傻b嘛。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当我开口的时候，我不能自如的愤怒，我不能庄严肃穆，我不能这样，因为这就是恶，完全的笃定就是审判，我怎么能审判？无人有权论是非，萧伯纳如是说，在他那里，论是非权也许收归绝对（也就是神）。在我这里，论是非之权谁来行使？照我看，是非隶属绝对，有信仰的人们有福了，因为天主降下律令，给出是非。没有信仰的人就没有是非。既然如此，是非归于个人。我又能未那些受损害的于受侮辱的说什么呢？ “你问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当我舌头抽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很幸运，我拥有虚构权和怀疑权；不那么幸运，我除了它们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有者有个名字：流氓。流氓者，流民也，居无定所，江湖飘零者是也。当我舌头抽筋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的舅舅》里说王2的舅舅写小说，“开始是×很多，有一本几乎全是×，每本书都好难出”－－舅舅要和思想警察讨价还价：阉割多少合适，一寸可以了吧－－不行，再来一寸。说实话，那算好的，至少可以留×，阉割了多少留多少×，读者就不大会怪写小说的。到了上世纪1989年，留×就是政治犯罪了，上海就有一个总编因为不愿意用塑料的冒充被阉割掉的部分，被江××免了职，还坐了牢。说回王2的舅舅，“后来他的小说里的×就越来越少了，出书也日趋容易，到了最后一本小说，就完全没了×，只是他再也不想写小说了”－－－他还是完全地完成了阉割。有句话很有意思：只要你配合，写什么都行。可是你配合了就什么都不能写了，这据说就是辩证法，谁知道呢？现在我没有自宫，别人也暂时没宫得了我：我现在是有完全幽默权、虚构权和怀疑权的写小说的人，也就是说，我还在舌头抽筋的低级阶段。我尊敬的lady质问我“很想知道你不抽筋时还能说什么”，不抽筋时我能说什么？也许我真能写不带×的，拍不带马赛克的，混成那样的老屁，说什么哪里值得一说！我唯一的期望就是，倘若真有那天，就什么都不说－－－但愿我还有什么都不说权。胡适之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真到了舌头不能抽筋的时候，我就是闭上嘴巴沉默死，被话憋死，也不要说话吧－－－毕竟舌头安分得躺在嘴巴里，也就已然是无话可说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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