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说自话的启蒙。
有人研究出版的历史，惊奇的发现，启蒙是一场读者的作者高度合一的运动。把结论搬到中国国土上并无障碍，这正如钱钟书说的，南海北海，人心攸同，东学西学，道术未灭。中国的所谓启蒙，或者直言之，近代印刷物崇拜教运动，是一场读者和作者高度合一的运动，作者虚构了读者，而作者的余孽虚构了历史，于是历史成为近代印刷品之福音传播的宏大叙事，不用多说三农问题，看看所谓“启蒙时代”的几本杂志的定数，统计一下读者群，亦可明了。这就是说，知识权力那时候尚未独立，处于未成年阶段，就是手淫阶段。口中念念有词，乃是一种焦虑感，什么民治、自由。我天朝无主权的观念，如何能有民治的问题？最多是治理的问题，人家选举是主权宣示，法统问题，天朝选举乃是一治理问题，选拔官员任用贤能社会教化，以士人阶级治国，这也是一种不同的文化观念。论起来，所谓“民主选举”，民何曾主过？说浅一点，民主的技术瓶颈在那里，不由的你不选有钱有势的人－－－－当然，技术的发展似乎使得城邦政治成为可能，但这亦受制于诸多因素，通过网络，大家似乎有机会摆脱钱的统治“平等”地竞争注意力资源，但搜索引擎岂不成了最大的权力？说深一点，公共事务虽然是政治问题，但亦是治理问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而治理问题恰恰是知识问题，走的都是专家代理技术治国的路子，难道有别的路可以走么？启蒙时代以降，理性主义甚嚣其上，流毒至今不绝，知识霸权即已确立，民主政治如何可能?需知，这些年来，把政治问题替换成技术问题的技术已经很很很发达了。
以厦门px案为例，连岳声称其产物有剧毒，而方舟子博士以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否，这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全世界做这种研究的人那么多，大家都出来讲讲自己的实验结果，方舟子总不能收买所有人吧？结果连岳一方光荣战胜，我不是说民粹呀、暴民义和团那个意思。我是在想，政治－－－在我的看法－－－人的公共生活，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伦理。钱穆先生晚年要见女儿，被台北市议员陈水扁折腾不休，说钱先生的女儿是共谍，后来又逼钱先生搬出素书楼，钱先生说，活着不让住，还没死就说要办纪念馆。陈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搬出素书楼当然有搬的道理，但说人家女儿是共谍，从中作梗便是太过分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人伦的基本和底线，陈这样做，不是文化大革命么？
照我们天朝的看法，父子关系大约是算政治的，以孝悌治天下么，至于那种政治正确大，哪种政治正确小，我不说话。我知道有一堆人等着讲“父食子”的故事，数落传统孝道的不是。
再把上面那个例子讲完。说到自由，来讲讲王小波的一句话，他说他不相信人只有作为家族之一员、单位的一个员工的时候才算个人，但我原则上是信的。人当然什么时候都是人，但原则是亦是不知礼就不是人，正如维特根斯坦之谓语言游戏，意义不能脱离语言游戏而存在，原则上如此，但你当然不会说红的时候便把整个词典背一遍。人在交流中成为可能，得到规范，所谓礼，所谓道，原则是是不错的，过犹不及的问题时时处处有，不能都算到文化的问题，斯文教化，历史上比我天朝文明恢宏豁达大度的文化可以说没有。天朝讲不战而去人之兵，西方从来就是不择手段不无限度杀伤以使对方无条件屈服为目的，到今天亦然如此，布什总统“绝不和恐怖分子谈判”，伊战中平民杀伤，谁是野蛮人谁是文明人，我不说，我等别人来数落天朝的杀伐残酷，我等别人苛责古人。
简单说，吃饱饭的自由意味着社会救济，范仲淹首创义庄制度，也算其一，免于恐惧的自由，最起码要意味这公开这种政治技术，言论自由意味着印刷术、造纸术、印刷工业、互联网技术，隐私权意味着房地产。自由和广义的生产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根本于此。
.jpg)
博文
